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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变革和演进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变迁
2020年09月07日 10:07 来源:《世界哲学》(京)2019年第5期 作者:陈新夏 字号
2020年09月07日 10:07
来源:《世界哲学》(京)2019年第5期 作者:陈新夏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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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的变革既体现在科学认识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上,从使唯物史观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说,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与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同等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唯物史观解读范式,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解读范式,另一种是强调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解读范式。对唯物史观变革和演变中价值取向的分析启示我们,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应当自觉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成果,应当遵循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双重建构的路径,应当注重两种维度的相互促进,以科学认识支撑价值取向,以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

  关 键 词:唯物史观/价值取向/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当代建构

    作者简介:陈新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唯物史观变革和演变过程不仅是社会历史科学认识的变革和演变过程,也是社会历史价值取向的变革和演变过程。正因为批判继承了以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欧洲哲学中的优秀价值观念,唯物史观才成为完整严密的、既是科学的又是正确的社会历史观;正因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的唯物史观取向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而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才不仅站在社会历史认识的最高峰,而且站在社会道义的制高点。

  一、唯物史观变革中价值取向的形成

  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的变革具有双重意蕴,既体现在科学认识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上。在价值取向上,唯物史观实现了对近代欧洲哲学中以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价值取向的超越和创造性发展。

  以往在对唯物史观变革及其意义的阐释中,存在着强调其科学认识而忽视其价值取向的片面性,往往侧重于强调其科学地提出并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统一等方面的变革和意义,认为唯物史观变革的关键在于从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解释社会历史,提出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此,经典作家及其阐释者们曾有充分的论述,例如恩格斯就以“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1002)一语高度概括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并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列宁亦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种对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上革命性变革及其意义的理解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却并不全面,因为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既是认识上的也是价值上的。

  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是对以往历史观的批判继承,是继承基础上的变革和超越。那么,唯物史观究竟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观哪些方面的思想资源呢?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有待深究,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具有片面性,即只承认唯物史观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却否定或者回避其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这种片面理解的潜台词是,既然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它在价值取向上就必须与旧历史观彻底决裂,如果承认它在价值取向方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而不与之划清界限,则似乎有贬低之嫌。因此,在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和叙述中,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忽略,甚至讳莫如深。对于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迄今尚未有充分的肯定和阐述,这一缺陷显然有待弥补。

  唯物史观既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科学认识方面的积极成果,也继承了其价值取向方面的积极成果。正因为继承了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的优秀的思想资源,唯物史观才成为正确且合理的、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从使唯物史观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说,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与科学认识方面的理论来源同等重要。因此,在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论述中,对价值取向方面理论来源的论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确认并梳理和厘定唯物史观价值取向上的理论来源,才能确认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当代建构的历史渊源及依据,在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中明确其价值取向建构的历史地位和逻辑起点。

  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是丰富多样的,包括欧洲哲学中的优秀价值理念,特别是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就是欧洲近代人道主义理论和启蒙思想。唯物史观在价值取向上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它批判继承了欧洲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肯定人的价值的优良传统,并赋予了这种理解以新的内涵。正如弗兰尼茨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欧洲和亚洲的野蛮行为的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最优秀、最光辉的传统之上。”(弗兰尼茨基,1982:9)

  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提倡人的尊严、道德平等和思想自由,认定人在世间万物中具有价值优先性,从根本上确立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这种主张后来又在康德的目的论哲学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哲学的认定,即“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康德,1964:100)。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优秀价值,虽然其直接目的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以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因而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些价值的意义却不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或者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生存发展的普遍要求,具有一般的、长久的意义。例如人道主义就是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关怀人、尊重人和人的尊严、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为价值旨归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并为资本主义做论证的同时,也加深了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理解,确立了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认可这一最基本的人道理念和规则,从人性论和人道原则的根基上肯定了人。

  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一系列优秀价值取向,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优秀价值取向从两个路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通过空想社会主义间接地渗透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后一个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过程中也从中间接地批判继承了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的人道主义等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由批判继承并超越人道主义演进而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过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宾克莱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而又严肃认真的人道主义者”(宾克莱,1983:79),以及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传统”(宾克莱,1983:3)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批判继承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优秀价值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肯定人的价值优先性的思想。人道主义在肯定人性的基础上提倡追求人的现世生活的幸福,提倡尊重人的价值和个性,确立了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在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德国哲学家康德又从哲学层面对人的价值优先性做出了新的认定,提出了“人是目的”并且“人是最后目的”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历史观的层面上确立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借用马克思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一根本,他们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始终关注人的解放,关注通过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他们理论与实践的起点和归宿。在他们看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和更有意义,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旨归,当然也就是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在人的发展问题上,他们强调人的发展是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实现与发展,是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示与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及全面发展,并强调人的发展是每一个个人的发展。他们对人的发展的理解,进一步肯定了人道主义主张的人的价值优先性和人是目的的理念,并使这些主张和理念具有了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追求自由的思想。在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诸种优秀价值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看重自由的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强调“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167)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发展时,尤其强调自由发展,总是将自由发展理解为人的发展的核心内涵,把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视为未来理想社会人的发展的根本特征之一,并将未来理想社会理解为“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们还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王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称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认为只有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的活动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才终于成为自由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肯定人性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他和恩格斯主张,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928—929)。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乎人性的人”“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合乎人性的环境”“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等不同时期的关于人性的提法,自始至终地体现着对人性的肯定,这种肯定与他们确立的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实现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真正合乎人性”,换言之,他们正是基于复归及合乎人性的诉求以及基于资本主义否定人性的现实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且提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及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挥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思想。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虽然提出了公平和平等观念,但他们追求的公平和平等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只是政治法律领域的公平和平等,而不是经济社会权利的真正的平等。他们主张的公平和平等实质上只是强调人们起点、机会和规则的平等,而并非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平等,其实际结果只能是人们之间经济社会差距的扩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高居于另一部分人之上。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公平和平等要求的合理性,同时又揭露、批判并且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公平和平等要求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484)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强调公平和平等,但对公平和平等做出了新的理解,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仅肯定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起点、机会和规则的平等,更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结果的平等,特别是强调实现经济领域中的公平和平等,认为只有实现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社会公平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平等。与之相关,他们既强调人的彻底解放,又强调每一个个人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工作和贡献,一些学者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巨人”(麦克莱伦,2006:487—488)。保罗·斯威齐在题为《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社评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一门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纲领”(顾海良,2018:73)。

  二、唯物史观演进中的价值取向变迁

  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随着唯物史观历史境遇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历史任务的变化,唯物史观出现了一种理论多种阐释的“一源多流”的演变态势,人们在对唯物史观的内容、本质、特点、功能和意义的理解和发挥上可谓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例如在何为唯物史观,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本质及核心内容、唯物史观变革的意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等一系列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上,都是各持己见。在对唯物史观本质及核心内容的理解上,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形成了重视其科学认识或重视其价值取向的两大解读范式或两大支流。因此,对唯物史观“一源多流”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的分析和梳理,可以以对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地位的理解为基本线索来进行。总体而言,始于苏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史观研究,往往比较重视唯物史观科学认识方面的内容及其意义,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的多数人,则比较重视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及其意义。这两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各有优势及缺陷。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其基本态度而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人的生存问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感兴趣的是其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蕴特别是人道主义旨趣,致力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蕴和精神文化价值,强调唯物史观的价值功能和意义,并对之做出了深度的时代性解读。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通过行动克服物化、摆脱异化、实现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的总体性逻辑,葛兰西强调马克思哲学传统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模式的超越,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技术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弗洛姆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哲学,宾克莱则认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许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他对异化的概念和他关于全人类自身的经典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方面”(宾克莱,1983:95)。其他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时代涉及人的诸种问题,如经济伦理问题、公共性问题、社会整合问题、环境哲学问题、女性问题、后发展与新殖民主义问题,等等。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唯物史观理解上的优势在于,秉承较强的超越意识,以开放的、阐释和发挥的姿态对待唯物史观。他们注重结合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境遇及其现实问题,凸显唯物史观的社会批判功能,并运用于分析和批判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制约人生存发展的各种问题,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阐发和运用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社会批判意义的转换,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精神和文化批判的价值,挖掘和阐释了在东方马克思哲学解读中关注不够甚至未能关注到的人学意蕴或人文意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不乏参照性和启示意义,与此同时,他们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忽视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及其功能和意义,既低估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革命性变革的含义,也低估了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历史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的方法论意义;又如,由于侧重于发挥,他们对文本的阐释经常会出现片面放大其中某些思想的偏差,从而与经典作家的本意产生距离。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曾谈到这一点。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理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佩里·安德森,1981:68),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关注点与马克思早期的关注点大致吻合,关注人本身,关注与人相关的抽象的哲学价值取向,而与马克思后期的关注点却相去甚远甚至截然不同。他还指出,“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佩里·安德森,1981:96—97),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太关注现实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更加关注文化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价值取向重视的倾向性。

  苏联和中国学者主要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科学认识,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或一般)规律的科学。在涉及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时,多限于对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关系、社会运动本质及其规律等的论述,对唯物史观内容的叙述主要包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社会物质体系和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和机制等内容。这种理解集中体现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和教科书中,例如在苏联,一些学者就直接认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Г·A·巴加图利亚,1981:1—2),在中国,一些学者往往将唯物史观直接定义为“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1991:32),归结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他们在对唯物史观内容的阐释中,多限于对社会规律、机制、动力以及社会结构各部分相互关系的论述。

  这种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优势在于,比较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内容及其意义的论述,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重要文本中的论述,肯定并凸显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历史观的特征,体现了其在社会历史认识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方面的基本原理,坚持了其“唯物”的根本特点,坚守并凸显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伟大工具的意义。其缺陷则在于,对唯物史观含义及其当代价值的解释过于谨慎而疏于发挥,忽视甚至回避了对唯物史观人学意蕴和精神文化维度的阐释,尤其是较少论及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发展问题,只是将人的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结果,视为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体现。从价值取向的视角看,其缺陷总体上说就是忽视人和人的发展问题,使人的发展在唯物史观体系中仅仅处于一种从属性的、被动的地位,而没有成为与科学认识维度并列的另一基本维度——价值维度,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唯物史观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功能和意义。

  弗洛姆对此问题曾有所悟,他指出,“马克思的经典的解释者,不管他们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像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或布哈林那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为中心的”(弗洛姆,1987:65)。他还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做出了个案的分析:“第一个事实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在此之前,人们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份手稿。第二个事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得以发表,而在1926年才第一次发表了全书的一部分。”(弗洛姆,1987:65)也就是说,由于没有读到这两部具有丰富人本主义思想和人学意蕴的手稿,所以列宁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没有足够的了解,而只是关注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方面的内容和意义,将马克思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宾克莱则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人“修改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他们国家的需要,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时改变是那样的彻底,以至卡尔·马克思原来的人道主义几乎所存无几了”(宾克莱,1983:91)。这一说法指出了后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忽视价值取向的部分原因。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生活多样化态势的形成,随着以不平衡发展为总特征的各种价值问题开始凸显,以及随着人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忽视价值取向的倾向开始有了改观。人们开始着眼于回答并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价值问题,唯物史观研究的路向发生了变化,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受到重视。40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实践经验和一系列学术讨论,则突破了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种种思想禁锢,开启了当代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研究的新进程,其标志就是相继出现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以及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相关讨论既凸显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也凸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

  在追求人的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已经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代,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追求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被理解为未来的理想,或者仅仅是人们探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逻辑起点,而是成了在当下需要加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因而也就成了需要进行研究的焦点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关于人的发展以及关于社会公正的话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价值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从不同角度展开和深化了对社会生活中价值问题的研究,为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当代建构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三、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形成和变迁的启示

  对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回顾,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具有深刻的启示。

  唯物史观变革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拒外来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建构应当自觉地吸收人类优秀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之所以能够保持先进性,是因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从不拒斥而是自觉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观念,并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需要对人类优秀价值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不断为人类价值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价值取向实现了对历史上优秀价值取向的继承和超越,在当代,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建构同样应当充分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观念,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自觉吸收人类的优秀价值成果,始终保持唯物史观价值取向的先进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继承是扬弃,是继承基础上的超越。首先是继承。从价值蕴含关系看,唯物史观中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与历史上优秀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的发展理念重要的思想来源,人的发展理念则蕴含着人道主义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优先性、重视人、尊重人、追求人的幸福的主张,体现着对人道主义价值的肯定和遵从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其次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将近代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进一步提升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和目标。

  人的发展理论超越了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既是因为它克服了后者的抽象性和历史局限性,将其优秀价值置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又是因为它在价值取向上高于后者。

  从价值层次递进的角度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是对人道主义价值诉求的扬弃和超越,是比人道主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因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了人道主义关于人应当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基本生存权利、尊严等价值诉求,它要求人在获得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拥有更加理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即达到摆脱社会关系束缚的更加理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高于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又体现在两者在实现条件上的差异。回溯近代历史可见,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的价值诉求,其所包含的以人为中心、关心人、尊重人、保障人权等价值诉求可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更进一步说,可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因而可以在人仅仅获得政治法律解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除阶级对立,要求超越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所以要求更高的社会条件,一是因为其前提是人的彻底解放,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必然要求人从以往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要求消灭一切导致阶级剥削和压迫、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制度。二是因为其要求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争斗,从而要求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而毋庸讳言的是,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意味着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会按照资本逻辑运行,意味着人们之间会存在着以经济地位差异为基础的阶级或阶层对立,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利益的博弈和争斗,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唯物史观演变中价值取向的变迁启示我们,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应当遵循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双重建构的路径,注重两种维度的统一而不应有所偏废。

  对唯物史观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侧重科学认识和侧重价值取向两种截然不同倾向的分析可见,虽然这两种解读各自从不同方面对唯物史观做出了解释和发挥,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但两者也从不同的方面陷入了片面性。对这两种倾向的反思启示我们,作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相统一的一体两翼的理论,其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关系,两者在唯物史观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相统一,唯物史观才能成为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

  只有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相统一,唯物史观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唯物史观包含着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社会历史的本质、动力、机制、规律和发展代价等的理解。由于历史是人的活动史,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人的动机的作用,所以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价值取向的因素。比如在阐述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时,就离不开对人的需要、利益以及自我实现(发展)愿望对社会运行过程导向和驱动作用的考量;在阐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基本趋势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人趋利避害、追求幸福和发展的本性对于社会“合力”的形成进而对塑造社会运动规律和趋势的影响;在论述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时,既应当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又应当考虑到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在探讨社会发展的代价时,应当考虑到代价给当事人生存发展造成的现实影响以及他们的承受能力,如此等等。离开价值取向,便不能说明人活动的动机,不能对人的活动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做出透彻的解释。

  只有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相统一,唯物史观才能成为合理的社会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主人,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唯物史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决定了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基本的价值目标,例如决定了必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而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如决定了必须保障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各项社会权利,从而要改变社会制度,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再如决定了必须建设适合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从而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正是这些价值追求及其所引导的人的行为,决定了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在涉及人的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模式、机制和途径时,不仅要运用合规律性的尺度,做出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的科学性评价,还要运用合目的性的尺度,做出是否合理的价值性评价。只有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唯物史观才能不仅站在社会历史认识的最高峰,而且站在社会道义的制高点,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在社会公平缺失、消费主义盛行、传统价值失落等问题凸显从而社会生活中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代,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改变唯物史观以反映和叙述为主甚至停留于反映和叙述的理论模式,使唯物史观理论从以科学认识为主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并重,成为既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设定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相统一的完整意义上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唯物史观中建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为马克思主义确立根本性的价值取向,保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持续性,提升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力和价值信度。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以往唯物史观解读中价值维度式微,是由于经典作家历史任务的侧重以及后人片面的文本解读所致,而非由于强调其科学认识及其意义所致,故而唯物史观价值维度与认识维度不是相互对立、此强彼弱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的功能指向各有特点,因而不能相互替代。基于这一理解,在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中,强化价值功能绝不意味着弱化认识功能,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建构不应当是单向的,不能排斥和影响其认识维度的建构,而应当是双向的,是在与认识维度的互动并相互促进中的建构,是坚持丰富和深化价值取向与拓展和深化科学认识并举,以科学认识支撑价值取向,以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人民出版社.

  [4]Г·A·巴加图利亚,1981,《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奥尔曼,2006,《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6]宾克莱,1983,《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

  [7]弗兰尼茨基,1982,《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杨元恪、陈振华译,人民出版社.

  [8]弗洛姆,1987,《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涂纪亮等译,旭日出版社.

  [9]顾海良,2018,《马克思与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韩庆祥,2005,《思想是时代的声音:从哲学到人学》,新世界出版社.

  [11]康德,1964,《判断力批判》(下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

  [12]麦克莱伦,2006,《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佩里·安德森,1981,《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姓名:陈新夏 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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