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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逻辑与社交融入创新
2020年06月22日 08:50 来源:《文化研究》2019年11期 作者:晏青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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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与大众传播并不存在天然联系和内在规定性,两者的偏正性表述是在“全球化—现代性—传播”的历史演变和话语脉络中勾联。中国文化螺旋式发展与作为国族沟通和符号承载的“传播”具有话语同构。当下新的传播体系更新文化传播假设与理念,促成中国文化在时间(现代继承)和空间(全球传播)领域的协调发展。尤其传播助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作为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意蕴的中国文化的边界得以拓展,而将中国文化汇入世界主流社交媒体的交往实践是实现进入全球“日常生活”的一条途径。

  关 键 词:传统文化/全球传播/文化交往/传播创新  

   作者简介: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2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传播情境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融入研究”(17CXW022)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跨文化传播从电子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作为全球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活动,涉及来自不同语境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符号交换、意义共享。①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创造出具有自身范式的新文化,称之为文化融合。②中国文化与多种文化进行文化认同与意义共享,实际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洽。

  我国文化融合面临的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文化总量”与“文化转化”“文化传播”与“文化认知”之间是脱节的。2015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关于中国的文化与发展曾有“三问”:一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是“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何“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二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于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三是黄炎培之谈,中国如何跳出“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③这三个问题,虽指向经济、文化、政治的不同维度,但皆是反思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文化与价值的现代探索的时代话题。传统价值被推倒,新的价值还未有效建立已成为共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美学、伦理和想象,已然在显性层面被弱化,但很显然,我们无法弃之不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认识到,破坏传统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性的必然实现,甚至会损害到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丹尼尔·贝尔指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④近四十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当代生产已有大量的研究,比如,张岱的“综合创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傅伟勋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朱贻的“‘原’‘源’整合”、方克立的“马魂,中用,西用”、李翔海的“超越传统切入现代”、成中英的“中西互释”等方案。这些方案,为本议题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和理论视域。

  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融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督教扩张、少数民族汉化、城市化等都会引起文化融合。如今讨论中国文化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是先在的,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金观涛、刘青峰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佛教传入。第二次是晚清,在西方工业文明的船坚炮利和廉价商品冲击下,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社会。⑤就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机制而言,两次都是对葛兆光所说的“道德价值一元论”⑥的消解,尤其第二次融合同时还消解了国人心中的中国中心论、文明中心论等盲目自大的心态⑦,这次融合开始开启民智,并引发近代中国历史的救亡图存的启蒙与救亡运动。中国的第三次文化融合始于改革开放,一直持续至今。此次融合前半段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驱动下实现,以政治、经济改革为主要诉求引发的文化融合。后半段的融合主要是跨国公司、影视、商品等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用,尤其互联网把世界连接起来,文化互动融合的方式更多样、效率更高。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融合面临很多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悬置与漂浮引起各国政府重视。德国学者贝克认为,全球化引发了解民族化和解疆域化两大趋势。⑧这个期间也存在“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双重转向。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西学化”的急速转向,还在于西方外来文化为适应中国本土需求,也发生“本土化”(中国化)的转向。⑨文化已成为国家整体构架的重要构件,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维度。因此尤其新时期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关注文化发展与价值重构。

  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各国从国家层面管理文化建设并规制本土文化参与全球化进程,强化一种应对全球社会变迁的“本土意识形态”。⑩从马克斯·韦伯到塞缪尔·亨廷顿,都重视文化价值观对社会有持久的影响。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比如有德国的纯净德语运动、“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坚持、法国强调“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俄罗斯倡导的“俄罗斯精神”(Russian Spirit)、南非主张的“非洲复兴”(African Reconnaissance)、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呼吁的“亚洲价值观”(Asian Valves)等。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认为,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的GDP、就业、外交的强大引擎作用一直被低估。(11)在欧洲,欧洲遗产被认为在经济发展和凝聚社会等方面价值被低估,并发起“欧洲新故事宣言”,称文化遗产为欧洲公民提供了一种归属感。(12)

  目前我国的状况是,几大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依附于各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在国家现代性诉求语境中激烈碰撞;在世界市场制导的全球化趋势中,文化问题不断被推向历史的前台”。(13)虽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大规模后退,但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现实作用,尤其在民间的世俗传统更为明显。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不同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特别是广大乡村和中西部区域的社会关系和核心观念等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甚至出现某种加速“回归”的趋势。(14)所以近年有学者指出,中国各地的家庭有着各种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中国整体社会发展循着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之路,中国不同地域的家庭变迁依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变迁路径和现代家庭模式。(15)

  关于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姜飞认为,从宏观上看,“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已有所变化,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开始向“于我向好”的局面转化,并在局部(比如非洲)出现破局。(16)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讨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全球传播与大众媒介是如何同构的?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中国文化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中边界趋于模糊,出现文化边界的焦虑。那么如何破解这种焦虑,为何以及如何从社交媒体入手,建立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日常化机制?

  二、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逻辑

  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途径多样,本研究的传播主要指基于大众媒介的全球传播。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提出“文化社会的发展已媒介化”的观点,他用“媒介逻辑”这一术语描述媒介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及特质。(17)此理论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特定制度、美学和科技的独特方式,包括媒介分配物质与符号资源。

  (一)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内在逻辑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与大众传播具有同构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基于表述惯性自然而然地将中国文化和传播结合起来论述,在已有的表述中,新的范畴只是简单地加在旧的范畴上,没有进行理论阐释,也没有任何“超验的推理”。实际上,中国文化并非天然具有传播属性,尤其传统文化部分。

  首先,全球化与传播具有同构性。从现代性历史来看,现代性一度是美国化、欧洲化的代名词。西方文化是伴随政治、经济全球化进入中国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现代融合无法忽略全球化这一背景。“作为资本运动的新表征和价值传播的集合体,全球化的深入与推进,不仅导致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而且促进了集共同命运的族群归属和政治独立身份诉求于一体的民族主义崛起,由此催生‘建构民族性’和支撑‘想象的共同体’为内涵的政治运动。”(18)实际上,全球化与传播具有同构性。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首先是媒介的全球化,通信技术全球化的产业,媒介与全球化在联结本性的契合。(19)杰姆逊也将传播与全球化相提并论,他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性概念,今日遍布全球的网络其中就有通信技术革新的结果。(20)

  其次,中国文化现代融合介质具有传播性。媒介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占有重要席位,20世纪60年代,尼葛洛庞帝就认为人类处于“数字化生存”阶段。人们交往实现“再中介化”(re-mediation)或“中介形态的多样化”(varying forms of mediation)。(21)欧美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媒介化”(mediatization)这一概念,认为“媒介逻辑”已渗透进社会和文化活动。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在《媒介与现代性》一书中,从批判的文化研究视角,用“文化的泛媒介化”(madiazation of culture)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生产和流通。

  所以说,从传播学层面看,交流作为知识空间基本方式已取代了生产的主导地位。交流一方面让新的可认识的对象呈现出来(如话语),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新的范畴和新的方法(如文化效果分析)。因此,我国重视媒体“走出去”战略,例如,2008年以来,中央在全球进行分支站点建设,国际台用超过60种语言的国际范围内传播,从大众传播视角助力中国文化的全球流转。媒介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融合的符号承载,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提供了意义机制。

  (二)中国文化全球化的媒介逻辑

  大众媒介为中国文化传播延伸出一系列全新传播范式,其中以智能终端为基础的移动传播已成为重要的传播形态,成为当代意义生产的独特机制,并逐渐建构出通过人们网络行为的模式化、惯性化的自在规范,形成新的文化范式。

  这种新的媒介语法最先体现在作为“内容域”与“中介域”的媒介技术。新技术逻辑催生中国文化新的传播生态与再生产格局。中国文化的书写不能脱离传播技术史的书写,信息传播的媒介技术文明形态是构成中华文明脊梁的脊柱。(22)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信息化时代的技术范式包括信息成为原料、新技术无处不在、网络化逻辑指涉新技术的系统和关系等五个特征,“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23)从这一逻辑看,传播技术转变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和生产方式。中国文化传播固然是一种知识确认型的活动,准确、规范是其要义。但同时更注重受众体验的话语方式,中国文化的“光韵”在新的意义生产机制、传播范式中得以重新播洒。

  因为技术这一“基础设施”的实现,铺垫出一种融合多种媒介的融媒体平台。融媒体的话语优势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聚合传播语态。大众传媒不只是一种媒介,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生产机器”,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一体的媒介集群。《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24)现代技术催生了新传媒形态、文化形态,并形成文化的传播格局:多媒介化下的多平台架构,电视、电脑、移动设备等多种媒介复合、跨屏使用的普遍化。在新技术的发展和在使用惯性作用下,新旧媒介同时活跃于传媒市场,分别坚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经济边界,并试图以各种途径实现话语权的争夺与开拓。除此,媒体迭代式创新,不断衍生出更多的传媒形态。聚合式的媒介集群生态下中国文化需聚合传播语态,引发中国文化传播介质的复合格局。

  因此,技术导向的新媒介及其平台的实现,孕育出不同的符号系统及其意义接受范式。不同的意义感知和生产方式构成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同视域。媒介技术推动传媒体系改变了意义生产范式。尽管学术界对技术的批判甚多,比如有观点认为技术会造成意义的损耗。(25)但是,很显然技术已改变了意义生产机制。近十年来,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内嵌于现代传媒的重要的语法。在互联网平台这种交叉链接的话语系统中,社交媒体成为知识生产的来源之一。(26)不过,社交媒体技术或者说软件将意义变得具有操作性、可视化、代码化。意义的框架由人能动性发展和表达的意义概念转变为作为计算机过程的意义概念,这种意义是由不同的信息构件整合成富有意义的东西(meaningfulness)。(27)

  综上,作为“基础设施”的技术、作为情境或平台的融媒体、作为符号接受的意义再生产等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提供新的媒介基础、话语情境和意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讲,文化在技术聚合和融合传播语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意义框架。具有关系化(relational)、环境化(contextual)、高语境(high-context)、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等特征的中国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构建共享的符号、认知、仪式、集体认同图式等并创造一种共同的意义框架,实现文化创新的可能性。

  三、作为方法的传播:从文化焦虑到日常融入

  如前文所述,大众传播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语法、意义生产机制和平台。同时在大众传播助推下,文化边界模糊引发文化边界焦虑,最终部分实现文化融合,弥合了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缝隙。在全球传播生态中,传播技术会影响文明的发展,吴廷俊、韦路就认为,“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28)当代跨文化代码变迁是在媒介技术框架里发生的。斯各特·拉什认为国家制造业社会转向一种全球性的信息文化,并兴起三种新兴的支配性逻辑:全球逻辑取代国家原则、信息逻辑取代制造业逻辑、文化逻辑取代社会逻辑。(29)在这种新的“全球—信息—文化”的逻辑链式中,中国文化发展在全球一体的文化空间中,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先后序列变为并置关系。

  (一)传播与对话: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融合

  首先,传播助推全球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边界融合。经济全球化的“异质趋同”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斥异”让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变得更复杂。尽管约翰·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热度在遇到“本地化”趋势就会很快耗散,但文化全球化打破了文化与地理位置这一关键且根深蒂固的关系。(30)全球化改变了流动和居住的生活经验结构,文化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弱化,出现“去地域化”现象。一般来说,人们对一个其他地域、国家或民族的了解一般是以肉身到场的方式实现的,或者以文字“可读”的方式进行乌托邦式的想象。(比如欧洲人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展开对中国的异域想象),而大众媒介改变了在场带来的局限。

  目前各类跨国卫星电视台超过50个,在世界各地区传播的跨国卫星电视节目有数百套,跨国其覆盖的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量地理文化类纪录片打破了这种地理限制,让受众更快进入异域视野的“可见”,从而以“可见”方式引发强烈的真实感进入文化的接受。正如有学者感叹的那样,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造成“离开”已被消灭,“到达”得到了推进——一种数据抵达时代来临。(31)新世纪以来,中国部分流行电视节目版式通过适应性改变、克隆或模仿等方式在东南亚地区大规模复制;跨国传媒公司、卫视电视以及互联网从地方性的情境中提炼文化经验,可视为去地域化的独特模式;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浏览网络信息,通过智能手机的信息获取、娱乐满足,等等,都可以说是独特的文化实践方式。

  金惠敏认为,全球化更准确地讲应描述为以地域性为其根本的各种文化之间的主体性竞争过程,有“解域化”便有“再域化”(reterritoriatization)。(32)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也揭示,全球编码者与地方解码者都是有限文化个体,所谓文化同质化、“普遍主义”理论是虚妄的。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电视剧《达拉斯》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解码揭示了编码统一性、完整性的艰难。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兹认为,“解码活动是观众文化和生产者文化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过程”。(33)霍尔的编码理论揭示了全球文化编码者与地方文化解码都是有限的个体。根据“全球化本土性调整”(34)这一概念,文化传播强调整齐划一中也存有差异,全球化呈现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复杂结合。在全球范围里流通的文化元素在本土化过程中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迎来了去领土化、混合和杂交进程。(35)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析取出来的象征、符号和意识形态,在与其他文化元素混合的过程中获得新意义。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帝国主义”那样的绝对性压制不复存在,因为多文化中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对话活动。由美国梦工厂拍摄并制作的3D动画《功夫熊猫》系列电影,讲述了一只笨拙的熊猫立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好莱坞熟捻全球化的叙事技巧,以“中国功夫”这一支点撬动中国儒(有教无类、礼)、佛(禅定、顿悟)、道(无为而治、阴阳思想)等文化思想。它的成功可以看到的是本土文化在全球媒介逻辑中调整的绝佳方案。

  其次,传播助推传统与现代深度互动、延展与融合。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革更替的过程。现代性似乎是本之于自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一方面,随着时代更替,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边界不断变化、更替或丰富。从《荷马史诗》到古希腊的悲剧,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卓别林的电影,从《诗经》中的“国风”到《三国演义》《西游记》,从唐诗、宋词到京剧,中外传统经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化过程正是如此,它们不但离不开通俗文化的土壤,甚至有些一开始本身就是通俗文化,但在历史发展中成为经典的传统文化种类。中国文化生成与融合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历史上儒、释、道、法家等思想的融合历程与机制,现在又不断与西方文化新要素进行交融,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动态概念,其边界也不断拓展。半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资源。对中国古典文学、传奇的改编实践,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传统与现代边界模糊现象。曾在美国在线视频平台Netflix上线,面向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的电视剧《甄嬛传》《琅琊榜》是很好的案例。两部电视剧展现中国古代文化,将其改编成为流行文化文本的电视剧,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电视剧继而在海外传播,尤其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发了收视热潮,再一次引发转换,文化在多重空间的多维主体中转译。

  同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始终处于交流碰撞和融合的征程之中,并交融成中国“现态文化”。大众媒介为流动的、可塑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演进提供了机遇。因此,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中国传统价值成为当代文化实践的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平面媒体、电视、音乐、流行文化以史无前例的水平在东南亚传播。其中,和谐世界观(harmonious worldview)和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是传播得最为成功的价值。(36)中国传统价值在一系列文本转换中,成功转换到现代思维,以及全球叙事之中。

  因此,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共鉴、共融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仍会是文化融合的本体性持守。比如,异于西方“向死而生”的生存观念,呈现推崇归属、家庭、传承、延续、道德的“生生不息”生存结构(37),这就导致了看待生命意义、伦理结构、价值体系出现差异。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价值,注重从个人内心道德感出发,推出道德和家庭伦理,并将道德价值外推到社会制度。“天人合一”“道德价值一元论”等基本结构制约了中国文化长程演变的模式。(38)中国把伦理道德视为高于知识价值的“伦理中心主义”会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潜在心理结构。因此,具有本体持守的中国文化要面对西方文化的陌生的代码,需要对这些陌生代码进行规则化,实现文化代码的内部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文化的优势竞争。

  当然,除了受众解码差异的“文化帝国主义”虚妄,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过分强调边界的理念是危险的,这种僵硬的界定有悖于的生态学经验,相反,边界可能更具有可塑性,各种文化之间维护着一种“自由的边界体制”,保证了差异的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39)中国文化的当代冲突转化为“前自我”与“现自我”的关系,最终转化为现代性的“自我”的文化建构,即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不再仅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民间文化、西方文化等之间的文化碰撞与纠葛,而是不同文化的接榫,中国文化基因融入并拓深现代文化工程。

  (二)融入社交媒体:“日常融入”的创新传播

  那么,面对这种边界不断变动与融合的现实,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培育、发展的长效实践机制?笔者认为建立日常实践的社交机制是中国文化全球融入的长效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40)西方哲学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先验的意识结构,而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解,认为“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基本结构,在这三者相互联结的复杂关系中,由于自我与他人互动的介入,“生活世界”成为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人类交往在这三者的相互交融与彼此分殊中发挥中介的作用。(41)有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文本参照。中国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在澳大利亚公共电视台SBS播出,有学者对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Twitter上的相关讨论进行分析发现,当中国的日常生活进入西方视野,持有固定认知框架的西方观众逐渐意识到中国不再仅仅是丝绸之路、紫禁城、长城等东方奇观,或是“具有威胁性的东方”,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关注与自己有诸多相通之处。(42)国外受众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这些中国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进而了解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尽管这个过程中存在文化折扣。

  综合现实与理论逻辑,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交往实践进入世界各国的“日常生活”。理由有三:第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体是人,人的社会实践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第二,“社交媒介化、媒介社交化”趋势使然。基于web2.0平台,人们越来越乐于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诸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将人的行为与生活引入社会关系的建构。尤其新一代观点的屏幕位移到移动终端。第三,文化主体的实践是在社会关系中完成的,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一个与语言、文化的符号互动的过程,语言和文化是构成“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43)

  哈贝马斯和波德里亚晚期著作中都重点研究媒介和交往的关系。(44)哈贝马斯甚至提出“理想言说环境”来形容这种互动框架,即所表达的真实的,并为人所理解;言者是真诚的,言语符合规范的环境。在这里,这种言说环境依赖于个体的道德发展,而非权力压制的程度。交往被描述成一个自为的进化现象,一种依赖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现象。波德里亚提出的象征交换则可以形容意义互动中的符号机制,依循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费时代的个体消费的意义而非产品,象征交换成为一种新的意义结构。那么,当下消费主义语境的中国文化的意义再生产遵循的是象征交换的逻辑,而非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中国文化的价值已不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交往结构中实现的。因为符号如果脱离了互动的网络,就成为单边的信息,成为一种没有回应的交往。(45)

  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是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本质体现,它不断延伸,就是把不同文化、族群联结在一起的过程。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正是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构成了文化的内在源泉,也构成了对各种文化的认知、理解和界定的空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进一步延伸,为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提供条件和契机,也重绘着当今世界的“文化地图”。(46)

  遵循这种逻辑,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作为世界范围内最便捷的交往平台社会媒体是中国文化可以依赖的途径,固然它也是问题重重,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交媒体能有效提升交际效能,技术的相通性,较低的意识形态性,能够有效突破因为“中国特色”(比如汉字、中国模式)的障碍,以开放、互动的心态在与世界主流媒体话语体系接轨的同时,也与世界共同创建话语体系。(47)社交媒体可能是目前最符合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说环境”、波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意义结构。

  因此,让抽象的文化理论向具体化的生活世界转变,从而塑造现代文化的实践性主体,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上下游滑动,正是文化主体形成的历程。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主体:消极应对,不积极融入任何一种文化的“边缘人”(Marginal person)、不同文化整合成的“融合人”(Intergrated person)、在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阈限人”(Liminal man)。要实现中国文化实践主体从“边缘人”到“阈限人”转变,要让文化主体在社交媒体的社会化实践中实现重塑。正如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言,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它能准确而又各异地响应不同的文化传统。(48)因此,通过基于媒介的日常交往实现“文化交往”,塑成一个“古”“今”“中”“外”的复杂、多元、动态且更具创新能力的现代文化体系。以“无为之道”的日常生活,实现持续性、常态化的文化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文化实践与基于自在/先验的文化内省,塑造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实践主体,以机制驱动中国文化的话语生成。在“文化自觉”意识中,实现以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国文化更有效参与当代意义生产、社会问题和理性建构,有效汇成现代文化。如此,中国文化在各种社会关系和交往中不断拓展,从本土扩展到全球社会,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

  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自信的倡导等背景下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其实,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因全球化而引发“民族性”焦虑,文化传统传承成为全球性议题。学界在讨论文化走出去时,很容易将中国文化与传播结合起来谈,而忽略全球化流动、文化媒介化的内在逻辑。传播作为文化全球扩散的关捩点有其独特的属性,也正是基于传播,中国文化要面临全球知识与本土知识、传统与现代等边界模糊或位移,基于文化交往即文化融合这一逻辑,笔者提出从社交媒体的交往实践实现“日常生活”融入,从而实现中国文化通过社交媒体语法进行文化流转和价值扩散。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现代性从经济上切断了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尽管有教旨主义意味)、文化上切断了符号语境;全球化从空间上压缩了中国文化的地方特性(specificity of location)。而大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裂缝,大众媒介为文化的循环互动、意义流转提供了绝佳机遇,为中国文化创造了新的经济和空间的机遇。那么在这种经济与空间“挤压/坍塌”、“舒张/重建”的再符号化过程中,传媒如何向世界传播并分享中国的本土经验、文化智慧?一般来说,跨文化传播是回应这个问题最常用的范式。可问题是,当下中国文化本身已经是多元文化碰撞、跨文化作用下的产物。罗伯森的“球域化”(glocalize/glocalization)揭示全球化是“全球”和“地域”的双向互动,“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的过程”。(49)那么,在多重现代性理论逻辑中,跨文化传播是否也是具有多重性的,在异域与本土之间多次互动、循环往复,并形成中国文化全球传播需要考虑的一个新范式?如此,我们就避免陷入“他者”与“自我”文化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的单方向、一次性或少量互动的局限之中。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能更好理解本土知识与价值,进而融入世界知识、价值图谱。

  ①(14)(41)(46)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05、58、55页。

  ②⑤(38)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42,22、48页。

  ③任仲平:《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

  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⑥“道德价值一元论”,是孔子在文化上惊人的创造。“克己复礼为仁”,“礼”指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将它的实现等同于道德价值的“仁”,把传统制度规范转化为一种道德价值。在这种文化里,社会制度和道德目标始终是合一的。

  ⑦葛兆光:《宒兹中国》,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页。

  ⑧伍尔利希·贝克:《全球化危机》,孙治本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页。

  ⑨吴震:《从西学“中国化”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哲学分析》2018年第2期。

  ⑩潘一禾:《国家文化安全的“非传统”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

  (11)《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文化艺术的引擎作用被低估》,《文化报》2015年1月19日。

  (12)Plan,A.,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European Commission,2011.

  (13)孙麾:《文化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

  (15)春华、石金群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6)高伟、姜飞:《全球传播生态年度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17)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18)詹小美、苏泽宇:《全球化进程中的认同逻辑与向度》,《学术研究》2016年第11期。

  (19)Giddens,A.,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4.

  (20)Jameson,F.,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Ed.Fredric Jameson and Misao Miyoshi,Durham,1998,p.55.

  (21)Bolter and Richard Grusin,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Cambridge:MIT Press,2000.

  (2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网站,2015年6月30日,http://www.cssn.cn/gd/gd_rwhd/xslt/201506/t20150630_2055293.shtml。

  (2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页。

  (2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25)Carr,N.,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107(2),2008,pp.89-94.

  (26)Molly McLure Wask o,Samer Faraj.Why Should I Share? Exam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Contribution in Electronic Networks of Practice,MIS Quarterly,Vol.29,No.1,2005 pp.35-57.

  (27)Langlois,G.,Meaning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Palgrave Macmillan US,2014,p.49.

  (28)吴廷俊、韦路:《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9)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30)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31)Virilio,P.,Open Sky,London:Verso,1997,p.56.

  (32)金惠敏:《全球对话主义》,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33)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4)Robertson,R.,Glocalization: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Global modernities,2(1),1995,pp.25-44.

  (35)Pieterses,J.N.,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Mike Featherstone,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Global Modernities,1995.

  (36)Liu,T.T.T.,& Tsai,T.C.,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challenges.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tíca Internacional,57(SPE),2014,pp.28-48.

  (37)孙向晨:《向死而生与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结构》,《宗教与哲学》2014年第1期。

  (39)彼得·芬克:《文化生态学》,见安斯加·纽宁、[德]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解》,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6页。

  (4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42)陆敏:《后结构主义视频下对外传播路径创新——基于〈非诚勿扰〉在澳大利亚传播的个案研究》,《当代传播》2019年第2期。

  (4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洪佩郁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44)转引自马克·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选自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5)Jean Baudrilard,Pour une critique de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signe,paris:Galimard,1972,p.181.

  (47)晏青、支庭荣:《社交媒体礼仪:数字关系情境下的伦理方案与效果辨析》,《现代传播》2017年第8期。

  (48)格丽特·米德:《社会学百科·前言》,郭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49)Robertson,R.,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Vol.16).Sage,1992,pp.177-178.

 

作者简介

姓名:晏青 工作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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