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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 ——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谈起
2020年03月20日 11:53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周嘉昕 字号
关键词: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绝对地租/

内容摘要:

关键词: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绝对地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的焦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研究马克思对地产和地租问题的考察,有助于丰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对地产和私有财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早期从唯心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直接现实动因。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抵制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揭示了包括地租在内诸多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本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在直接的意义上同“资本一般”的讨论相关联;“资本一般”术语的消失和“六册计划”的调整,标志着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证叙述方式的推进,其中,地租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完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关 键 词: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绝对地租/

   作者简介:周嘉昕,男,山东潍坊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23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17CZX003)。

 

  本文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内在关联。首要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之所以另辟蹊径选择地租理论这一“另类”视角,并非研究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基于马克思文本写作和理论探索的历程,参照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而做出的理论选择。本文尝试证明:(1)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地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发现理性主义国家背后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以主谓颠倒的方式批判思辨哲学的现实依据。(2)唯物史观确立后,马克思曾暂时搁置辩证法,在“实证的历史科学”中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抽象。其中,地租问题构成了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重要工具。(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但更多是在揭示“资本一般”对抗性本质的意义上,探索辩证法的正确叙述形式。《资本论》结构计划的调整也是辩证叙述方法的完善,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构成了辩证法合理形态探索的基础。其中,地租问题的考察具有理论标尺的价值。作为结论,地租问题考察的意义仅在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微观历程出发,把握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批判,以及《资本论》中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丰富推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写作和思想历程中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也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曾经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区分为两个阶段。在《黑格尔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文中,莱文认为:“马克思一生研究黑格尔哲学有两个标志性时期。一是从1841年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完成,我将其命名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挪用’。二是从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挪用’。”(Levine,2002)与莱文的观点不同,笔者曾经从马克思自己的相关表述,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谓颠倒”的讨论与《资本论》中“头足倒置”的说法出发,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青年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立场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主谓颠倒”;二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结果”指导下,“实证”批判“把帽子变成了观念”的黑格尔思维抽象;三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及“双重颠倒”——从思维主体到生产过程主体的转向,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头足倒立”着的“现实抽象”的剖析(周嘉昕,2016a)。与莱文的观点相类似的是,笔者认为:从1848年到1857年间,马克思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曾暂时告别黑格尔和辩证法。在此期间,马克思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已经完成,关注的是从“实证的历史科学”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发生的抽象力量对个人统治的现实。然而,马克思此时有关“货币”和“价值”背后市场规律的发现,“工资”变化中资本剥削秘密的揭示,特定“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剖析等等,也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合理的东西”准备了条件(周嘉昕,2016b)。

  有关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划分,印证了近年来学界有关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即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同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和思考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所进行的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为焦点,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之间关系问题的考察。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性,这一思考路径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关注。

  首先,就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探索历程来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法的关系”的“批判性的分析”,到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得到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1998a:412)。①更进一步,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2012a:1002)。因此,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以及资本主义批判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域。

  其次,就19世纪的社会现实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转型,以特有的理论形态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并且同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哲学或观念论)以及当时不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紧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转型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更进一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身并不是一个脱离具体社会历史现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存在,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推进势必同时具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意蕴。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尝试回答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论或分歧。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上述两个问题并非完全等同,但是二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焦虑。这就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哲学等问题讨论的推进,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阐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反思既有的“推广发展论”这一概括性描述的过程中,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推进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革命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一推进也具体体现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第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问题似乎是一个元理论问题,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历史演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回顾和反思之中。特别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并进一步推进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其与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逻辑关系,多年来备受关注。这也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两部马克思早期作品被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有关黑格尔道德哲学、法哲学或“实在哲学”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一探讨,并为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第三,价值形式辩证法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聚焦《资本论》的哲学方法问题,有关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辩证法,近年来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马克思自己的表述,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及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比较构成了《资本论》中哲学方法思考的重要突破点。相应的,针对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探索,也出现了批评性观点,认为这一讨论忽视了剩余价值理论,或者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第二部分,即《资本论》手稿部分的出版完成,为该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文本支撑,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计划调整,以及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推进背后,是否涉及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微观推进?

  受既有研究的启发,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尝试聚焦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研究和批判,特别是马克思对地租这一纠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焦点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和解答,来发现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性理解的推进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提供一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新的阐释模式。

  二、从私有财产批判走向唯物史观

  在传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叙述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改造,关键性的理论节点有:(1)1837年,在马克思致父亲的信中,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式的形而上学法学体系转向黑格尔“在现实中发现理性”的辩证法。(2)1843年,基于《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运用主谓颠倒的方法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思辨哲学。(3)1844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总体框架下,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的“积极的环节”。(4)在《神圣家族》的写作中,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更进一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实践观基础上实现了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根本超越。

  传统观点在文本上遭遇了两个尴尬。一是马克思《莱茵报》上出现的“下流的唯物主义”的提法;二是作为唯物辩证法形成重要环节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发现。特别是后者,迫使前苏联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重新审视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进一步突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地位。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结合马克思1859年自己的“道路回顾”,理解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需要同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2012b:1-2)回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理论立场和政治实践中去,所谓“苦恼的疑问”,主要是指马克思此时所持有的青年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在物质利益和私有财产的现实问题面前却陷入了“失语”的状态。相应的,马克思被迫结束《莱茵报》的工作之后,转而投身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一方面得益于青年黑格尔主义异化批判的逻辑展开,尤其是卢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直接源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立场,并开始运用主谓颠倒的方法来分析说明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相反,使它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2002:113)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观念成为主体的颠倒?

  虽然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市民社会”解剖的重要性,并预告了“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但他并没有留下专门论述“市民社会”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2002:102)。马克思的主要笔墨,主要集中在“内部国家制度(c)立法权”的讨论上。为了说明政治国家的存在,亦即市民社会与政治等级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一个富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范畴:自然伦理等级(或农民等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黑格尔对地产作用的强调——“地产是与意志主权、与君王主权相当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2002:120)。在该部分的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中,马克思强调:“土地是道地的私有财产,是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按照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的构思,地产同其他财富相比是一种特殊财富。……‘普遍等级’和‘产业等级’的财产……二者是对这种财产的某种分享”;因此,二者的财富当然都是通过“恩惠”,即“意志的偶然性”起中介作用的。对此,马克思气愤地指出:“黑格尔在这里谈私法时,把私有财产的可以让渡及其对共同意志的依赖理解为它的真正理想主义,可是在谈国家法时则相反,与‘职业的无保证、利润的追逐、占有物的可变性、对国家财富的依赖性’相对照,一种无依赖性的所有权的虚假光彩却得到他的赞扬。连私法的理想主义都不能忍受,这还算什么国家!私有财产的独立性在私法中的意义竟不同于在国家法中的意义,这还算什么法哲学!”或者可以这样说:“伦理观念的现实性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2002:122、127、128)②

  虽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讨论域主要是哲学或法哲学,但是在占有、财产和财富的区分中,已经涉及“市民社会”的政治(国民)经济学分析。简单说来,就是不同政治等级背后的财产和财富的说明。这一针对财富的考察不仅仅包含对占有和财产(所有,或者说占有的法权规定)的区分,而且借助于“德性”和“伦理”等范畴的中介,事关个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辩证转化。尽管,马克思尚未直接讨论地租问题,但是在地产的讨论中,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黑格尔国家哲学中存在的“逻辑的神秘主义”的现实秘密。

  上述发现,构成了马克思在“强调自然”和“强调政治”“联盟”的意义上,接受费尔巴哈的重要原因。恩格斯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提到:“‘体系’被炸开并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2012c:228)然而,并不为恩格斯所知晓的,或者说为马克思所刻意隐匿起来的是,后者一段失败了的费尔巴哈式的理论建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地产和地租的分析成为异化劳动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在既有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依据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中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辑的版本,笔记本I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分别论述“工资”“利润”“地租”的三个部分中,马克思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十分关注“地租”的考察,甚至于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片断之前,有五页纸张虽然保留了三栏的格式,但仅只讨论了地租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是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竞争导致两大阶级的对立(土地所有者的分化),进一步分析得出异化劳动概念的;更进一步,这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已经意识到的“地产”的神秘主义和“市民社会”内部动产与不动产的对立有关。“这种(浪漫主义的)外观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但只有在“工业”中“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2002:261、293)。

  将地产(地租)纳入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加以分析,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意义有三:(1)借助于国民(政治)经济学在“实证”的意义上的研究,证伪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存在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在私有财产的运动,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中,地产的历史命运以及地租从属于资本的本质得到了清晰的呈现。(2)如果用“主谓颠倒”的方法来界定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实现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那么对于1843年至1844年间的马克思来说,只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地产析分和工厂制度的分析中,借助于私有财产和劳动,才确立了真正的“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异化的概念框架。(3)正是由于对包括地产和工业在内的私有财产运动的考察,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向。这就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发生的,从借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来批判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到发现一个“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预示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而且隐含着对“对象性活动”(实践)背后的社会历史维度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以概括的语言说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理论论战的需要,更是基于他们在法哲学和国民(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对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实证”考察。其中,地产和地租是导致马克思思想从理性主义国家观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转变,进而向唯物史观迈进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焦点和参照。

  三、克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不晚于1847年已经形成了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地租问题的一般性科学认识。事情是这样的:在以“工业”为特征的现代“分工”基础上,“私有财产”的运动,即“竞争”的结果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工人)两大阶级;在“资本”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的条件下,(地)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正如《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所指出的,“租是土地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马克思、恩格斯,2012d:268)。这样,也就能够解释自1846年起,为什么马克思暂时搁置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马克思更多是在批判偶然性的“物的力量”过程中,顺道批判将现实的社会关系抽象为逻辑范畴并将其神秘化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诚如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言,“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马克思、恩格斯,2012d:216)

  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确立之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既有的研究中并未被广泛提及。这一方面是因为自1846年至1857年,虽然马克思也曾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但在这一时期,他公开发表的主要是大量政论文章。当然,在此期间马克思也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伦敦笔记》等文献遗产,但是一来既有研究受文献发表情况的限制,二来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李嘉图学说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中取得一定的突破,如有关危机和周期的分析、货币问题争论背后的资本生产关系、财富与(交换)价值的区别等,但毕竟尚未形成系统独立的成果,即剩余价值理论。毕竟,列宁早期也曾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关系比喻为假设和科学验证。既有研究中更多关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辨与《资本论》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承认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手稿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在直接的意义上服务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清算,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特征,并且强调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抽象(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特征。

  换言之,马克思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确立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历史运动的研究路径。而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都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理论反映。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需要在“实证”分析生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本质。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以地租为代表的土地所有者利益,必须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加以理解。反过来,以地租和地产分析为切入点,马克思又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财产权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而“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也就是说,借助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12d:258、264、341)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条件下,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呈现为资本这种抽象力量的统治,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存在。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学范畴都必须在资本这一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得到理解。反过来说,对于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的理解,需要破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到科学的阐释。

  就上述认识而言,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十笔记本中对地租理论的探讨可以作为例证。在1851年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但是理解李嘉图的地租规律,不应以“土壤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应该“以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也就是说,“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马克思、恩格斯,1976:28-31)简言之,在坚持李嘉图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马尔萨斯持有的“土壤肥力递减论”,深化了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解。与之相关,黑格尔辩证法中涉及的联系和运动的观点,就必须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去理解,进而祛除其神秘主义和思辨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到1857年之前除了偶尔回顾自己早期经历时,还会提到黑格尔和辩证法外,已经几乎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也会在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思辨”这一他曾经在1843年至1845年间用来指认黑格尔哲学的术语。1856年,马克思在评论普鲁士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状况时,曾经提到,“在这里,思想领域内的投机已经让位给有价证券的投机,summum bonum[至善美德]让位给奖金,辩证法的奥妙的语言让位给交易所的同样奥妙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1962:713)。这可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一种隐喻,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预示。

  四、剩余价值理论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976:121)这段表述与《资本论》第二版跋一道,成为学界讨论《资本论》辩证法时最常被引证的引文。然而,结合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微观历程,如果说这封信写作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发生了重大的推进,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所说的“材料加工的方法”,本身会随着政治经济学材料理解的转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所理解“马克思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主要指的是对“资本一般”的辩证叙述。1857年底1858年初,马克思形成了有关“资本一般”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即:“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76:131)围绕“资本一般”,在1857年11月写作《资本章》时,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这一分析框架,并且在资本的“一般性”分析中,同样运用了该分析框架。“资本。I.一般性:(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II.特殊性:(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III.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马克思、恩格斯,1998b:233-234)

  在“六册计划”中,“资本一般”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方式的起点,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抽象”。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提到的:“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1)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2)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98b:440-441)与李嘉图不同,这一“现实的抽象”是一种历史性的对抗形式。与黑格尔不同,一方面这种抽象的叙述方式并非从“纯粹思维出发”,“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另一方面,在以“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历史的、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时,马克思明确指认:“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2012a:12-13;马克思、恩格斯,1998a:398)

  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中,虽然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等片断中也专门分析了土地所有权问题。但是就地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做充分的展开。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的最后,留下了这样的说明:“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说中解决。”(马克思、恩格斯,1998a:457)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现代形式的地产中,地租作为资本所设定的“一种与资本具有不同特点的价值或财富形式”,是“资本所创造的唯一与它本身不同的,与它本身的生产不同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1998b:234)。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结合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以及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说法,“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而在关于价值学说的那一章,我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一番”(马克思,1963:第二版的跋:XXIII)。必须承认: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商品”。然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商品”章到《资本论》的“商品”章,虽然在主题与内容上存在连续性,都是叙述从商品向货币再到资本的辩证过渡这一最为抽象的内容,但是二者之间却存在细微的本质的差别。

  从写作进程来看,从1859年到1867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商品”章。1861年,马克思开始第三章《资本》的写作。但是马克思的写作内容却溢出了原先的计划,形成了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放弃了“资本一般”的提法并制订了新的写作计划,并从1863年开始重新誊写准备出版。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卷四册”计划。1864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稿,这一稿起先是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的,马克思只准备用一个序言来概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但从1866年秋开始,马克思重新撰写了《商品和货币》以及价值形式的附录(福尔格拉夫,2014)。较之1859年的“商品”章,1867年“商品”章在讨论“拜物教”问题时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变化。

  在《资本论》的商品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个部分的关联,特别是在有关“物化”问题讨论中,那段“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的非常著名的引文相呼应的表示。考虑到《资本论》第三卷是恩格斯以《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为依据,经过编辑整理出版的,那么“商品”章中有关“拜物教”内容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资本的具体形式,如地租等问题的提及,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对应并延续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和“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讨论。这就提示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特别是在“商品”章中使用的辩证叙述方式时,除了强调“价值形式”中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挪用外,还必须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中存在的辩证叙述方式。其中,地租问题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环节。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地租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实现形式分析的推进。在直接的意义上,这反映了马克思批判超越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程度;在更深一层意义上,折射出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深化。具体说来,借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和广义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抽象本质与具体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新的把握。反过来,这一把握也促成了“商品”章中有关价值理论的辩证叙述的调整和深化。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或者更准确地说《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地租问题的探讨,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为了回应洛贝尔图斯的挑战,彻底澄清斯密教条的错误,从根本上超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实质,借用“最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恩斯的话说,就是:“租金理论要解释的事实就是在某些产业分支的某一产品中存在永久的剩余价值,它不仅足够弥补生产中使用的资本,而且还包括一国当时的正常利润。”(凯尔恩斯,2016:121)围绕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4:7)在地租问题上,虽然李嘉图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并正确地将地租的产生视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调节作用的产物,但是他不能理解地租作为“超过一般利润的余额”的本质,仍然将“利润和剩余价值直接混淆起来”。

  在地租问题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后,马克思转而专门讨论李嘉图。在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使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恩格斯,2008:182)更进一步,马克思指出:与其批评李嘉图过于抽象,不如批评他的抽象力还很不足。“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误规律等等。”(马克思、恩格斯,2008:419)

  按照马克思的指认,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的头两章,即《论价值》和《论地租》中。那么,在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超越和方法论虚假抽象的克服中,地租问题的分析就有理由与价值问题的探讨等量齐观。或者说,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分析,就不应仅仅被局限于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的探讨,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加以理解。分析地租理论扮演的角色有两个文本细节可资估证:一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曾经提供了《资本和利润》的新结构计划。在这份被普遍看作《资本论》第三卷最初的写作计划中,地租被放在第(4)部分,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加以讨论;二是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与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不同,“绝对地租”的讨论被置于“级差地租”之前,来叙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过程。

  据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一个首要的突破点就是“绝对地租”概念的提出。依据《资本论》第三卷的表述,“绝对地租的本质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内的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或劳动的剥削程度向等时,会按它们的不同的平均构成,产生出不等量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要用土地时,不论是用在农业上还是用在原料的开采上,土地所有权都会阻碍投在土地上面的各个资本的这种平均化过程,并攫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会进入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过程的。这样,地租就成了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成了商品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过它不是落入从工人那里榨取出来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而是落入从资本家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土地所有者手中。”(马克思,1995:87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地租的考察,特别是绝对地租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自然的属性,同时物质的生产关系呈现为自主主体的拜物教过程的秘密。简言之,借助于“绝对地租”这一“观念的物”,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彻底颠覆,澄清了李嘉图体系的内在矛盾冲突,而且提供了有关剩余价值具体转化形式的辩证分析,形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总过程的科学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中,那些看起来是由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所产生的收入,不过是剩余价值转型或者说特定垄断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的结果;这就为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本质,以及现代私有制(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秘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对抗性本质,就不再需要用“资本一般”来加以指认,而只需要从商品和价值形式的分析出发,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中得到阐明。这本身既是一个辩证的叙述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本质的展开。作为本文的结论:地租的分析作为一个方便的理论坐标,图绘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辩证叙述方式的新的推进,以及马克思对资本这一“现实抽象”自身内在结构及其逻辑展开的更为系统的理解。今天,重新阐发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深入理解“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微观历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是同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深化相一致的,与其孜孜以求马克思《资本论》和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绝妙的对照”,不如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提示,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确辩证叙述形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的哲学方法论创新。

  注释:

  ①关于“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术语使用上的差异和不同争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二者的涵义和用法差异,故而一般地将二者等量齐观。

  ②为区分占有(Besitz)、财产(Eigentum)和财富(Vermgen),译文做了部分修改。

  原文参考文献:

  [1]福尔格拉夫,2014:《对〈资本论〉的新认识——写在MEGA2第2部分结束之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2]马克思,1963:《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199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19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1998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1998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20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1]马克思、恩格斯,2012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马克思、恩格斯,2012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3]马克思、恩格斯,2012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4]马克思、恩格斯,2012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2016:《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6]周嘉昕,2016a:《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颠倒》,《哲学研究》第2期.

  [17]周嘉昕,2016b:《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光明日报》3月30日.

作者简介

姓名:周嘉昕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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