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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及其经验 (1949年8月——1951年5月)
2019年05月10日 14:20 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作者:曹水群 字号

内容摘要:西藏能够和平解放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成功推进是分不开的。本文在对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背景、所做的准备、采取的方式逐一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党在和平解放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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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藏能够和平解放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成功推进是分不开的。本文在对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背景、所做的准备、采取的方式逐一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党在和平解放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经验,即: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多方联动、全员参与的大宣传理念;抓主要矛盾,抓大放小;分析各阶级心理,区别对待;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建设;调动宣传思想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其热情;遵循说服心理规律;深入调查研究,做到知己知彼。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经验

 

  1949年8月6日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给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了一封题为《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的电文。电文指出,在解放兰州及西北各地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1]此封电文,说明毛泽东已把解放西藏作为自己下一步重点考虑和倾力解决的问题了。自此以后,中央为解放西藏作了多方努力,出台了系列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封电报,开启了西藏和平解放曲折而又恢弘的伟大时代。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为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运筹帷幄、英明决策,得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和气概,得益于各级工作人员的兢兢业业、不懈努力,得益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得益于西藏上层开明、进步人士的共识和鼎力相助,得益于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而西藏上层的共识和相助,西藏人民的拥护和参与,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成功推进的结果。本文,笔者将对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形式作一简单梳理,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启示当今西藏的宣传思想工作。

  一、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历史背景

  (一)西藏亲帝势力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极尽分裂之能事。1949年底,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解放西藏已是大势所趋。以达扎·阿旺松绕为首的亲帝势力与英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变本加厉地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坚决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解放西藏设置了重重障碍。 1949年7月8日,他们制造了“驱汉事件”,不仅驱逐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官员,也驱逐了在藏的其他汉族;1949年底,组建“亲善使团”,准备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和尼泊尔,以表明“独立”(此计划最终流产);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声称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要求在香港和中央政府谈判‘独立’问题”(中央给予严厉驳斥和拒绝);大力扩充藏军,妄图以军事力量对抗解放军进藏;美国派特务劳尔·汤姆斯到西藏,建议西藏“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以切断‘侵略者’的补给线”;在拉萨电台工作的英国人福特,携带收发报机到昌都总管府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保持与美英特务机关的联系;1950年上半年,美印达成协议,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运往西藏,同时,在藏潜伏的英国特务福克斯写信给藏军总司令,要求藏军破坏大路、桥梁、在山口和险要地段埋设地雷,以“不使共军迅速到来”。[2]

  (二)西藏的亲帝势力大力诋毁共产党,煽动民族情绪。他们编造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是“佛教之敌”,要求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说人民解放军“见藏人就杀,还抢劫财物”,制造并增强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三)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劳动人民地位低下、极其穷苦;群众普遍信仰喇嘛教,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维护统治的力量依然很强;[2]历代中央政府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很深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心理。

  (四)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缺乏群众基础。当时的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对藏族群众的影响相当微弱,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迥异,中国共产党想在西藏得到像内地一样的“民众协助”是非常难的。这就需要一点一滴地渗透,需要耐心和时间慢慢地转变民众的态度,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二、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为宣传思想工作所做的准备

  (一)调动宣传思想工作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其工作热情。这里所指的宣传思想工作主体,不仅指专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人员,还包括所有进藏的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他们每一位个体的言行都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都传递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都是党在西藏总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部分。

  1950年1月底,十八军刚刚结束成都战役,准备回师川南安家。途中,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任务突然改变,非但不能在川南安家,还要去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西藏高原,部队从上到下必然有一个思想转弯子的过程。面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面对将要遇到的种种困难,联想到自己的前途、家庭、婚姻,一些人产生了畏惧心,想退缩、想逃避、有怨言。针对此情况,军党委和政治部用各种方式做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如:组织学习新华社元旦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使大家明确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意义所在;总结渡江以来的各项工作,评选功臣模范,形成“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3]召开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进行鼓动演讲;基层召开讨论会,发动群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如:解放西藏与家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最终得出“只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家庭问题才能永远解决”的结论。进军西藏困难太大,能克服吗?最终得出“克服困难的条件比起红军长征时要好很多,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只要坚定信心、群策群力,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结论。经过政治学习和思想动员,全军上下群情高昂,进军西藏的热情被点燃。个人之间、单位之间分别开展挑战应战、立功竞赛活动,出现了人人争取进军西藏、各个单位落实进军准备的热潮。

  (二)提高宣传思想工作主体的政策意识、纪律性和宣传沟通的技能。邓小平曾告诫进藏部队各级指战员:要学会几句藏语,以便于接近和了解藏族群众,便于开展工作,因为“不懂藏语,一到西藏你就成为聋子,就要吃亏。”[4]1950年9月3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解放昌都战役的工作指示》,明确要求参展部队干部战士进入西藏后,认真贯彻执行对待藏军、西藏地方各级政权和藏族上层、群众以及财政经济等各项具体政策,以实际行动同西藏人民见好面。除了做好身体适应训练和作战准备外,部队用大量的时间学习有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学习简单的藏语文、检查整顿思想作风等。1950年底,十八军政治部充实了《进军守则》,颁布了《入城纪律》《外交纪律》和《采购纪律》等,[4]并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进一步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纪律性和政策意识。

  (三)培养、壮大宣传思想工作人员队伍。1950年4月,十八军随营学校改称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并在川南、川西等地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军入学,培养基层干部和医务、文艺等专业人员。[3]同时,部队还吸纳了一些藏族进步青年参军。如: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抵达巴塘时,巴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平措旺杰和十八军敌工部长陈竞波就组织动员了数十名地下工作人员和藏族进步青年加入了十八军。[2]北京藏民研究班30余人也于1950年6月中旬参加了十八军。西藏工委将上述两部分人组成西藏工作团,进行短期政治、军事训练后,他们被分配到机关和部队、兵站等处,[3]担任藏文翻译和基层干部。这些藏族干部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四)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助于宣传思想工作者知己知彼。为了尽快掌握西藏情况,制定符合西藏实际的政策措施,中共西藏工委于1950年2月成立了以王其梅为主任的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聘请了多位西藏问题专家如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大师、谢国安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专家们撰写出了数篇研究报告,如:《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2]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在西藏有效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曹水群 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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