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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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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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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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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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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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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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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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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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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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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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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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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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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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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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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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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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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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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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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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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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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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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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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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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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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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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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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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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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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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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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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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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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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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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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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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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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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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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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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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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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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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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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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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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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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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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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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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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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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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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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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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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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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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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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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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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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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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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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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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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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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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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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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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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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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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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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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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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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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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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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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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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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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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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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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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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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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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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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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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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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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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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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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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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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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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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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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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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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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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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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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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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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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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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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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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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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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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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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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创新意义
2017年03月20日 09:1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孙正聿 字号

内容摘要:实践唯物主义面对和努力回答的时代问题。

关键词: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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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从重大现实问题中揭示其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并把重大理论问题凝炼、升华为具有标识性的哲学概念,从而彰显其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意义,这是每个时代哲学的首要追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中提炼的标识性哲学概念。深入阐述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及其拓展的哲学道路,既是更加自觉地沿着这条哲学道路前进的理论前提,也是事关让世界了解“哲学中的中国”的重大课题。

  实践唯物主义是对“现实的历史”的哲学概括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起点,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恢复了我们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鲜明标志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的现实意义,是把人们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正是在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现实变革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起相辅相成的双重使命:在推进社会变革中实现哲学自身的理念创新,在哲学自身的理念创新中推进社会变革。正是在承担这种双重使命的理论探索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为立足点,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灵魂和依据,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

  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不仅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径问题、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称谓”的问题,而且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并深刻昭示了应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就能科学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的观点还是以旧唯物主义“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和唯心主义“抽象的”“能动的”观点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恩格斯所确认的“发展着的理论”,还是恩格斯所否定的“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不断发展的,还是离开“人的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应建立在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还是应照抄照搬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些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这表明,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的标新立异,而是对“现实的历史”的哲学概括,是对时代精神的理论升华。这就必然要求以实践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实践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观念和哲学理论变革

  实践唯物主义根本的解释原则,就是把哲学视为“关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并由此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从而系统而深刻地实现了哲学观念和哲学理论的变革。

  在世界观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第一的思维方式阐释人与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人类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存在方式,并基于“人生在世”“人在途中”的动态实践阐释哲学的世界观理论,从而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推进了对“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抽象能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变革,把追究“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变革为探索“全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哲学。

  在认识论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第一的思维方式阐释建立在主客体实践关系基础上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真理与价值、自由与必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突出了主体认识活动选择、反思、批判、建构的能动作用,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真理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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