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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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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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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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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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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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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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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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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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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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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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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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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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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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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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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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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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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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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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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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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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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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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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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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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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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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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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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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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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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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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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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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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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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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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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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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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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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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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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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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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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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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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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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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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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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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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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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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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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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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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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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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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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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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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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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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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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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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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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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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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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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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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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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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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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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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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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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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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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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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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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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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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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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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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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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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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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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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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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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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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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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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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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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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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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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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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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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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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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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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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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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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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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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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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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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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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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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2017年11月28日 11: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乐爱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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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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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地位的确立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2015年11月16日 11:27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步平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大视野。

关键词:中国;大国地位;抗日战争;战争史;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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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总结这些学术成果我们会发现,随着中国成为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以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不断出现新成果。尽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客观上对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国内外对于这一作用的认识与评价却集中体现在近些年尤其是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大视野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本土的单纯的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的局部抗日斗争就阻滞了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更是单独抵抗着日本的侵略。但是,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却长期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客观评价。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评价有弱化和矮化的倾向。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话题开始活跃起来,这一点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学术研究中有着充分体现。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呼吁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比如,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苏联与俄罗斯的学者强调的是战时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对苏联贡献的学者则极为罕见。现在,比较多的学者开始积极评价“中国长时间扮演着抗击日本的‘孤胆英雄’角色”,开始注意到日本在1931年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东线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使日军无力对远东苏军发动大规模袭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过,“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崔可夫元帅认为,“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这些肯定中国战略钳制作用的评价曾长期被苏联与俄罗斯学术界忽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开始频繁地引用这些客观的评价。

  再如,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影响和贡献的研究,现在也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本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特别是日本袭击珍珠港、将进攻矛头直接指向美英等国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早已开始的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发言也逐渐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但战争结束后,西方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积极评价却逐渐淡化甚至被忘记。现在,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是时候全面、完整地重新诠释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学者不仅高度评价中国军队与盟国的协同作战,而且客观地指出:不能把影响中国命运的如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豫湘桂会战与硫磺岛战役、敦刻尔克大撤退、库尔斯克会战、塞班岛战役及诺曼底登陆等进行简单的比较,而应看到军事、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国与西方一起抗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势力,在各方面都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这些学者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中国是同盟国中受战争伤害最大的国家,更是不应忘记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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