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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家的五种身份
2022年06月24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顾农 字号
2022年06月24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顾农
关键词:古代作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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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作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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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但他们总是自有其谋生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介“业余”作者。

  自汉王朝建立,到近代以前,中国古代作家的主要身份大致有以下五种类型。

  其一,宫廷文人,或曰俳优作家。

  在天下清明太平无事的时候,高踞于社会顶层的皇帝以及诸侯王最需要的非实用性人才是俳优,包括各类文化人才。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文人也在其内。汉代重视辞赋,御用的大赋无非是供帝王以及上层社会欣赏的“奢侈品”,其中如果有所讽谏也只是一点装点门面的“添加剂”。“劝百而讽一”,可见讽谏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已。

  皇帝在这方面自然拥有最多的人力资源,在各地的诸侯王那里,也有若干帮闲文人。由于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传统这时尚有留存,在这些诸侯王那里,文人们的心态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例如,楚元王刘交、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都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也有后来流动到中央朝廷里去的,司马相如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后来成了汉代辞赋的“首席作家”。

  《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于是,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韩安国为《几赋》不成,邹阳代作,结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西京杂记》虽属小说家言,但其内容大抵有所本,并非凭空虚构,大体可以视同史料。《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说:“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从汉初的大小宫廷文学圈子到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汉代的文学家中多有被“俳优蓄之”(《汉书·严助传》)的才子。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宫廷里,仍然不绝如缕。

  其二,游士文人,或曰幕僚作家。

  将军驻外时,办公的营帐被称为幕府,这个名词后来也可以指代有资格自辟僚佐之大官的衙署。这里自然要有若干办事的人员,包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的属员,也有作家,这些人皆为幕僚。按自汉至隋唐以来的惯例,幕僚可以由主官自行征辟招募,“幕府新开,广延才俊”(《后汉书·班彪传》)是常见的情形。幕僚不同于朝廷命官,这里用人可以不拘一格,不大计较出身和资历,来去比较自由,所以幕僚可以多少保持一点先秦游士的派头,一向人才辈出。府主与幕僚算是主宾关系,而非严格的上下级,幕僚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一般来说都比较好,往往能产生若干比较好的作品。

  幕府汉朝已有,例如窦宪北伐匈奴时,班固入其幕,获胜后写了一篇《封燕然山铭》,千古传诵,曾经被录入《文选》。其石刻原迹近年来在蒙古国被发现,引起很大轰动,学者们写了不少文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家幕府中人才济济,袁绍的幕僚陈琳写过一批著名的辞赋和文章;曹操的幕府中人才更盛,“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皆为曹公霸府中的幕僚,他们从各地向这里集中,形成一个群体,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只有西晋统一了全国,但为时甚短),许多人才不在朝廷而在幕府,例如东晋权臣庾亮、桓温的幕府,就都以人才众多著称。刘义庆依靠其幕僚编著了《世说新语》,尤为古今所艳称。到了唐代,不少文人以入幕为一大出路,以至于成了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赵宋以后,政权和社会运行的格局发生变化,幕府文学才渐归衰歇。直到清朝末年,才又一度衰而复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幕府,全都人才济济,其中也包括若干文人。

  鲁迅先生曾将古代文学分为帮忙、帮闲两大类。俳优文学几乎全是帮闲,幕僚作家固然也有帮闲的,而更多的则是帮忙。

  其三,主流文人,或曰官僚作家。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里,优秀人才的最大出路就是做官。古代作家往往都是有官衔的,无非是级别不同而已。通过正式途径而成的朝廷命官当然要对上负责,忠于皇帝;由于中国士人具有深厚的民本主义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以他们同时也对老百姓负责,在地方上任职的所谓“亲民之官”尤其如此。他们中的清流总是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为民作主”“为民请命”,而不单单是当官做老爷。

  白居易说,他写诗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范仲淹说,志士仁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岳阳楼记》)。古代文学虽然可以说以“官僚文学”为大宗,但仍然具有丰富的古典人道主义精神。官僚文学(或称廊庙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无所不包,当然其一大重点仍在“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由俳优或幕僚高升而为官僚的颇有人在,正式进入主流体制是古代士人高度重视的事情。司马相如原是宫廷文人,一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便非常来劲,后来任务完成,复为俳优似的宫廷文人,他就很不高兴,经常称疾闲居,消极怠工。

  其四,山林文人,或曰隐士作家。

  士人中有条件当官而不肯出山者,或曾经当过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退居于山林田园的,被称为隐士。隐士的情形非常复杂,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同文学无甚关系,他们退出后就不再出声了;另有一些隐士偶有创作,例如老牌隐士伯夷退居于首阳山以后,唱过几句诗;汉末躲进蜗牛庐的大隐焦先,也唱过一首诗——因为数量太少,这样的高人皆不足以称为诗人。首屈一指的隐逸诗人是陶渊明,他先前曾经多次为官,后来早早归隐,大写其诗,这就开创了一种新鲜而具有活力的模式,后来不少隐士向他看齐,以文学创作来提高自身。

  隐士原先藏在民间,出了名以后便成了所谓“社会贤达”,有可能被请出来当官;曾经进入官场又退出来的隐士,也有可能再度出山。官僚和隐士可以互相转化,隐士文学可以说是官僚文学的必要补充。

  第五,清客文人,或曰江湖作家。

  隐士原是指不进入或已退出体制的,到后来又出现了游走于官僚之间或寄生于官僚阶层边缘的文人,又有靠经商谋生的,或近于后来的所谓自由职业者,如南宋的“江湖派”,又如明朝的所谓“清客”“山人”,其中仍有成绩不俗的高人。鲁迅先生讲起清客时,曾说:“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他又说:“清客,还是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宋玉、李渔、袁枚都是重要的作家,对他们的研究很多,而对清客文人来一番通盘的检视则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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