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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肖像与微观写作:秘鲁作家的世界歌谣
2022年04月14日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万戴 字号
2022年04月14日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万戴
关键词:文学;写作;语言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文学;写作;语言

作者简介: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世界性流动,文学写作者与传播者的海外旅居和访问也变得更为普遍、频繁。在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向世界的写作”又一次成为重要议题。世界主义抑或是本土写作?穿越时间的文学传统和跨过空间的海外养分,会如何改变一个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带着这样的想法和问题,笔者近日与曾经旅居欧亚的秘鲁作家里卡多·苏马拉维亚开始了又一场倾谈。

  里卡多·苏马拉维亚(Ricardo Sumalavia),秘鲁作家、学者,秘鲁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68年出生于秘鲁利马,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秘鲁天主教大学和国立圣马科斯大学,并获法国波尔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在韩国檀国大学访学,在韩国庆熙大学和鲜文大学任教。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房间》《家族肖像》,微型小说集《微型百科全书》《造型百科全书》,长篇小说《但愿世界让你感到轻松》《身体逃离之时》《我们不是我们》《一只手臂的故事》。曾获秘鲁星光奖、秘鲁文学基金会最佳短篇小说集奖、美洲文学奖,以及西班牙赫拉尔德长篇小说奖和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中文翻译作品曾于《大家》《西部》等刊物发表。 受访者/供图

拉美微型小说:安静的怒涛

  万戴:里卡多先生,很开心可以在这里与您继续文学和跨文化交流的谈话。首先应当恭喜您,您的长篇小说《一只手臂的故事》(2019)中文版即将登陆中国,这也是您首部被译介成中文的长篇作品。作为与东方世界尤其是与中国渊源甚深的拉丁美洲作家,中文版的出版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苏马拉维亚:对我来说,作品呈现在新的读者群体面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特殊的契机,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与中国读者相见,对我则有着特殊意义。中国的经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对我,以及许多西班牙语世界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而言都深具影响。在我的祖国秘鲁,中国移民有着超过160年的旅居史。我的童年就居住在秘鲁唐人街旁的街区里。在我儿时的回忆中,充满了与中国相关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图景构成了写作者的想象。因为这种渊源,我非常期待自己写作的故事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的想法,想知道我笔下的人物能否与中国人产生羁绊,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认同。我也很希望了解,可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文化差异。我希望中国读者可以被我创造的故事所吸引,与这位生就三条臂膀的秘鲁人一起,经历其一生中的冒险与神秘。

苏马拉维亚长篇小说《一只手臂的故事》 资料图片

  万戴:当我们谈及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时,常常更多关注的是其长篇作品。而您却更为深耕短篇作品,即我们所讲的“微型小说”。在您与秘鲁文学评论界的访谈中,您曾表示,“微型小说能给创作者更大的自由”。您能具体谈谈这种“自由”吗?

  苏马拉维亚:事实上,微型小说对于我成为作家的训练贡献颇大。我也进行过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写作,但得益于微型小说创作,从中我成功地学习到了各种叙事技巧。当我想以微妙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达成不同层级的意涵时,这些技巧就都派上了用场。同样,短篇作品也使得我可以探索讽刺与幽默的文风。微型小说的实践,也帮助我构建了《一只手臂的故事》中的情色章节。此外,这部长篇小说的每一章都集中于一个故事或一幅图景(更便于微型小说技术的实现),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简洁的叙事场景,体验到多重的感觉。

  万戴:微型小说写作,在拉丁美洲大陆上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没有“文学爆炸”赢得的巨大国际声望,但由最北至极南,几代拉美作家都真切地将自己的激情和才华投入其中。以宏观的视角,您如何看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微型小说写作?

  苏马拉维亚:作为一种叙事文学体裁,微型小说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领域,我们也拥有自己的大师,像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墨西哥的胡安·何塞·阿雷奥拉(Juan José Arreola,1918—2001)和危地马拉的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作《房间》(1993),其中已经包含了微型小说。而我出版的微型小说集有《微型百科全书》(2004)和《造型百科全书》(2016)。我很幸运,拥有了一批对微型小说感兴趣的读者。这种文学体裁非常特别,因为它需要在几句话里勾勒出一个故事,同时表达强烈的情感。我十分欣赏的微型小说大师还有西班牙的何塞·玛丽亚·梅利诺(José María Merino)以及阿根廷的安娜·玛丽亚·苏阿(Ana María Shua)。在我这一代的作家中,我想提及的是秘鲁的费尔南多·岩崎(Fernando Iwasaki)和阿根廷的爱德华多·贝尔蒂(Eduardo Berti)。

  万戴:语言的风格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您刚刚提到的前辈作家如蒙特罗索和阿雷奥拉不同,您没有使用知识分子的讽刺性语言。而同时,也规避了基于西班牙语繁复优美、以复杂的语言构建时序与叙事(如我们在经典长篇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的一样)的特点。相比之下,您的语言更为简约和冷峻,正如秘鲁文学评论界所评价的,您喜爱“言简而意深”。是什么样的文学观和创作追求让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苏马拉维亚:确实如此。在我的写作中我不刻意寻求知识分子化,也不在我的小说里挤满知识性的注脚。我更喜欢书写寻幽入微的故事: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但我期待的是读者突然间发觉存在隐藏的情节、伤痛的情绪,以及饱含激情与意外的内容。出于这个原因, 我一直关注着对语言的反思。我相信,每位作家都应当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创作工具。了解语言的秘密至为重要。如果你还没能充分了解,就必须继续追寻,是语言打开了通往所有可能世界的大门。

私密情感:真实历史的微观切口

  万戴:在您的作品中,“家庭”常常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您创作中的一条暗线。《一只手臂的故事》讨论了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您也在访谈中公开表示过:“相较于父子之间,兄弟姐妹间存在的关系更为吸引我。”这是为什么?

  苏马拉维亚: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家庭都隐藏着秘密。这些隐秘可大可小;可能一旦被揭开,就会对家庭成员产生极大的影响;也可能巧妙地渗透进人与人的日常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被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所吸引。我想知道,当他们面对这些隐秘时会有怎样的反应。然而,在我的小说《一只手臂的故事》中,我想集中讨论一个有三条手臂的父亲和他儿子的关系。这个儿子可以作为范例:他没有兄弟姐妹。所有的谜题都必须要在父子之间得到解决。在其他的短篇作品中,我也提及了父亲和儿子之间这种紧张而神秘的关系,特别是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家族肖像》(2001)里。

  我关注家庭成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与自己的父母相似。这种相似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习惯与态度上的。而我也痴迷于在其中找寻差异。我想知道一个儿子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的父亲,想知道这种父母兄弟之间的孝悌之爱边界在哪里,以及许多其他亲密关系中的秘辛。就像在我这部长篇作品中,儿子就需要知晓他的父亲是不是犯过罪,他必须追寻自己的记忆和过往,以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真相。

苏马拉维亚微型小说集《造型百科全书》 受访者\供图

  万戴:平淡日常的生活,曲折隐秘的过往……构成了时间与意义大厦上镶嵌的锦砖。在您看来,您的文学创作在多大程度上与秘鲁的历史和现实相联系?

  苏马拉维亚: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此前十年是我的国家最为血腥的时期,有许多死亡和伤痛。此外,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当以文学的方式面对这些议题时,就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语言,使所有这些苦痛得以全部表达。根据我当时的文学观,我必须有能力认清自己,之后才能试图了解他人。这也解释了在我早期的短篇小说中,为何没有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我国的严峻形势提出批评。然而我确信,这种时代的苦痛在我的短篇作品中得到了表达,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由内心深处所生发。私密情感不应当被低估,在这一点上,东方文学可以作为范例,给我们带来教益:描摹一棵在大雪重压之下的樱花树可能看来非常私密,但这也可以表达整个民族的痛苦与悲伤。

多重身份:通过故事情节展现学术元素

  万戴:除却作家身份,作为学者的您更关注哪些研究领域?您的学术研究是否和您的文学创作关系紧密?

  苏马拉维亚:作为学者,我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拉美侦探小说和奇幻文学、文学理论、亚洲叙事文学。我一直对拉美侦探小说感兴趣,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就是通过一位叫作卡洛斯·卡尔德隆·法哈尔多(Carlos Calderón Fajardo,1946—2015)的本土作家来研究秘鲁的侦探小说。与此同时,我对于奇幻文学也进行了研究。另一个方向是文学理论。我对于通过语言进行的身份构建很感兴趣。当然,我所研究的还有亚洲叙事文学。目前我还在教授韩国文学课程。正如你所看到的,如果把所有这些研究课题整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与我的小说《一只手臂的故事》有所关联。这部书有奇幻文学的元素(拥有一位三条胳膊的人物),有侦探小说的元素(必须解开父亲是否犯罪的谜题,以及知晓谜题的由来)。从父子的交叉记忆中,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的相关理论。而亚洲文学的影响存在于我小说的语气和节奏中。如你所见,我试图将我所有的学术经验和专业经验倾注到我的虚构文学写作中来。

苏马拉维亚微型小说集《微型百科全书》 资料图

  万戴:如今,有越来越多出色的作家逐渐转向学术性风格的创作(亦可以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创作),将文学写作与不同领域的知识相结合,打造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式的作品。作为学者,虽然您也将作品以“百科全书”命名,却并没有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您的想法是怎样的?

  苏马拉维亚:我的书中是有学术元素的,但我试图以更透明的方式,更多通过故事情节展现它们。确实,我可以生产理论性很强的文本,但我选择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内容,更集中于情节与人物的发展。我将微型小说集命名为《微型百科全书》和《造型百科全书》,更多是一种幽默。理论的引用常常以讽刺的方式或奇幻的方式展开。我想要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展示一切。即便是我作为大学老师所教授的理论课程,我同样试图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解释,让知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得到理解。此外,回到我的“百科全书”文集,其中每个章节都集中于我生活的某个重要方面。例如,我谈论城市、家庭、情色、奇幻、侦探等。在现实中,它们是个人的百科全书。我寻求由个人的知识上升到群体的知识,而不是逆向而行。

  我有一本小说叫作《身体逃离之时》(2012),在其中我解构了具有侦探元素的一个元故事的每个部分。小说是对上述故事的一种分析(该故事也叫作《身体逃离之时》)。但我是从一种非学术的角度,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角度来进行的,将理论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呈现。我认为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提出问题,因为答案其实已经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佛教徒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也尝试着去应用它。

  万戴:除了作家、学者,您还有另一重身份——出版人。您曾经主持了许多文学作品在秘鲁的出版。我也听闻,您有中国文学作品在秘鲁的出版计划。一位拉美作家的出版生涯会是怎样的?您又会选择怎样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出版呢?

  苏马拉维亚:事实上,我开始投身编辑出版活动甚至比我从事写作还要早。青年时期我曾参加一个创意写作工作坊,组织者们正在编辑一本文学杂志。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从中学到了许多图书编辑技巧。几年之后,我和我的老师里卡多·席尔瓦·桑蒂斯特万(Ricardo Silva Santisteban,1941— )共同经营了一家独立出版社——燧石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许多年轻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我对此感到自豪。在21世纪初,我在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策划和主持了“东方书系”项目,这个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出版了中国古典诗词,由秘鲁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吉叶墨(Guillermo Da?觡ino,1929— )执笔翻译。我们还出版了多部日本和韩国文学作品。在2000年至2005年间,我又策划出版了“灌木丛书系”。这是一组手制图书,其中有许多年轻作者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期,直到2005年我启程去法国进行我的博士学习才告一段落。当我回到秘鲁后,我一直非常希望可以恢复“东方书系”的出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我们想首先出版中国作家徐则臣的作品,就从他杰出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2015)开始。

从世界回到利马:背负家乡的文学环游

  万戴:利马城是您的故乡,也是您虚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地点。正如我们所知,您算不得是“利马的康德”;恰恰相反,您曾经丈量过世界,在欧洲与亚洲旅居多年。出于怎样的理由,您在文学创作之中一次次回到利马?

  苏马拉维亚:我出生在利马城。我从来没能成功地理解这座城市。也正因为如此,她是如此地吸引我。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许多社会阶层和许多矛盾。从小我就相信,每扇门后面都有一个巨大的谜团。因为没有办法进入这些房子,我不得不自己编织这些谜团。有趣的是,后来我在全世界旅行,在韩国住了几年,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住了10年,却常常有一种感受,就是利马城一直在我身边,我背负着这座城市继续自己的旅程。无论我的书中谈到法国、韩国、保加利亚、西班牙或其他国家,总是有一道来自利马和朝向利马的目光。

  当我在2015年彻底回到利马时,我非常想写一部完全以利马为背景的小说。我在这座城市里徜徉了很久,意识到我依然不了解她。而那些谜团仍然存在,在每一扇门的后面。我决定写《一只手臂的故事》。我对这些人物(父亲和儿子)进行探讨,但在不同时期展示他们: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直到如今。对我而言,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一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谈论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的妻子凯西·塞拉诺(Kathy Serrano)也是一位作家,正是她在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时给了我线索。她告诉我,在她还是小宝宝时,本来要有一位双胞胎姐妹,可另一个宝宝的胚胎在母亲怀孕期间停止了发育。因此,最终只有我的妻子来到人间。而她的家人告诉她,她吃掉了自己的姐妹,所以拥有充沛的精力。正是妻子的这个故事,帮助我创造了那位拥有三条手臂的父亲。而在这部小说里,父亲正是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区别就是这个男人出生时,身上长着他兄弟的一条手臂。一个大问题是,这条手臂是否拥有自己的生命,是否能自己做决定,抑或完全属于这位父亲、由他掌控一切。这样就呈现出了奇幻元素。

  为了完成这部小说,我妻子真的把我锁在书房里,以便我能够专心写作。她送了我一个非常漂亮的记事本,让我在上面书写《一只手臂的故事》。整本小说我都是手写完成的,这种写作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节奏。我每天大约会写三个小时,然后出来和妻子一起用餐。在吃饭时,我会向她大致讲述我的写作进展。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没有把我写下的内容读给她听,或是将这些内容口头告诉她。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过程使我能够保持小说需要的口述节奏。在我的故事里,有多份父子间口述历史的交织,因此需要保持这种口述记录方式。

  万戴:如我们所提到的,您在法国完成了您的学业,甚至在波尔多生活了10年之久。我甚至读到过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在利马和波尔多之间,里卡多·苏马拉维亚的“回廊”》。几代秘鲁作家,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几代拉美作家,都在远离故土之处展现出了他们的创作才华。许多人都去了老欧洲,之前的作家群体多因政治流亡,而年轻一代则更多源于个人选择。您如何看待这种拉美知识分子,尤其是拉美文学社群的“留洋”现象?您认为自己是一位百分之百的拉美作家还是半拉美半欧洲作家?

  苏马拉维亚:如前所述,我没有抛弃利马,利马也没有抛弃我。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隐秘之爱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拉美人。然而我不能否认,在法国的生活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在读博期间,我在波尔多市写就了许多部作品。我一直都明白,我不会是一位法国作家。我永远都是一位秘鲁作家,但环境确实会对我产生影响。就像我从亚洲文学中汲取营养一样,我也向法国文学学习。这给了我在主题选择和语言处理上很大的自由。也许我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很大影响。一位长着三条手臂的父亲自然足够超现实主义,但从拉丁美洲的视角,肯定会被归为“神奇现实主义”。

  这就是我在法国的经历。当我去到巴黎时,见到了许多拉美作家,他们也觉得在这个文化之都书写自己的作品非常惬意。互联网与社交网络也能帮助你不感觉疏离,可以一直与你的来处保持联系。更重要的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无论你身处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都可以在家工作。但我始终认为,你所身处的城市将决定你的写作节奏。

  当想到法国时,我有着很多文学记忆。正是在那里,我的微型小说写作生根发芽。由于我必须完成博士论文和各种教学任务,可支配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空余时间,尤其是我乘坐电车出行的时间。每段路途都让我有机会写出一则小故事。有趣的是,在这些行程中,我成功地写下了微型小说集《造型百科全书》和长篇小说《我们不是我们》(2019)的一部分。这些故事是我用手机录入的。那是一部黑莓手机,我的手指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小键盘上飞快地打字。一回到家,我就将这些文本转存入电脑,并对内容进行修订。我认为当迫切需要自我表达和进行艺术创作时,人们会寻求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实现它。我相信,我通过这些作品的写作实现了这一点。

  此外,虽然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法语,但这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西班牙语表达的可能性。重要的是了解你的语言,像揉搓面团一样处理它。你需要将其展平,在桌面上敲打它,品尝它的味道,然后再让它充分休息。写作也是一样。语言是艺术创作的工具,也是生活本身。得益于法语,让我学会了热爱西班牙语,热爱自己的语言。当然法语也很美,但是我无法用这门语言表达自己的眇指。

中国文学印迹与拉美文学新啼

  万戴:您也曾在亚洲生活,并且目前还担任秘鲁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您的创作是否存在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印迹?

  苏马拉维亚:从2022年起,我成为所在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主任。但我与亚洲世界的学术性联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我已经谈到过我与唐人街的渊源。而当我年岁渐长,我的兴趣逐渐集中在了诗歌领域。我喜爱阅读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如杜甫、王维、李白等。我想向他们学习如何看待自然和环境。他们的诗歌可以是描述性的,但同时也颇具可塑性与动态性。他们的诗句曼妙地流淌,那种神韵和想象力给了我灵感刺激。我也一直对阅读东方神话和传说非常感兴趣,那个奇幻的世界让我心驰神往。多年之后,我专注于叙事文学。我阅读了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故事,有现实的,也有奇幻的。而目前,我在读东亚的科幻文学作品。

  在东方研究中心工作使我得以密切接触亚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并能够继续相关学习。这是一份让我感到非常幸福的工作。

  万戴:您拥有着许多与中国文学同行交流的经验,其中就包括2019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邂逅,也曾经和他有过一场题为“粮食与普通人”的对谈。您对这些交流的印象如何?

  苏马拉维亚: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十分难得。我所在的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我也有幸撰写了官方致辞,后来发表在秘鲁最重要的报纸《商报》(El Comercio)上。在文章中我向莫言的伟大想象力表达了敬意,他的文学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个人,他拥有伟大的精神,懂得欣赏简约之美。我记得一次晚宴上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来到秘鲁,是因为他听说这里的土豆味道特别好。我被他的人生观所吸引。美不仅仅体现在大事上,也栖身于简单的小事之中。我希望秘鲁作家和读者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他。我会让他品尝按照我母亲食谱烹制的美味土豆。

  万戴:作为作家、文学学者和文学出版者,您如何看待秘鲁当代文学?以及它与拉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苏马拉维亚:我已经完成了两本短篇小说集的选编,收录的都是秘鲁年轻作家的作品。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队》(书名脱胎于秘鲁国家足球队)。在书中,我能够看到秘鲁的叙事文学正在向着各个主题延展。一方面,年轻的写作者们不仅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也会受到动作电影、科幻电影、恐怖电影,乃至来自亚洲的漫画与动画的影响。他们的短篇小说主题非常多元。而当前,奇幻文学备受关注。我认为同样的现象正在整个拉丁美洲发生。新的拉美叙事文学受到流行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强调,拉美女性作家作品的影响日益显著,也涌现出一批非常重要的女性作家,如玛丽安娜·恩里克斯(Mariana Enríquez)、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诺娜·费尔南德斯(Nona Fernández)、克里斯蒂娜·里维拉·加尔萨(Cristina Rivera Garza)、卡米拉·索萨(Camila Sosa)等。另一方面,这种新型的写作也在其他语言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世界对拉丁美洲书写的兴趣与日俱增。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是美妙的,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和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是杰出的。但现在,拉丁美洲出现了新的声音。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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