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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构建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02月14日 10: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俞金尧 字号
2022年02月14日 10: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俞金尧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构建;利益共同体

内容摘要: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构建;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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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在多极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政治实体。从历史上看,欧洲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由众多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共享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并往往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界定自己与他者,强化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凝聚的欧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欧洲边界的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内部的分裂和冲突。欧洲应当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但文化的力量还不足以使欧洲成为一个统一、完全的政治实体。事实上,从查理帝国分裂以后,欧洲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种状况制约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其力量。

具有内在缺陷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极化的世界正是大变局的发展方向。在多极世界中,欧洲要成为其中的一极,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欧洲有条件也应该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不过,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的缺陷,其自身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洲意义上的地域像欧洲那样用看待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要用像民族国家那样的行动方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欧洲要实现这种超民族国家的愿望,在现实中困难极大。况且,何处是欧洲,从来是不确定的。欧洲作为一个大洲,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范围是清楚的。但日常所说的欧洲,往往又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那个大陆,而主要是指以西欧为中心的部分欧洲地区,目前以欧盟为代表。不仅二者的边界不匹配,而且日常所指欧洲的边界一直处在流动之中,造成地理欧洲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日常所谓的欧洲虽然处在地理欧洲的范围内,有一个特定的空间。然而,它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有一个统一的主权、有政治权力可以涵盖的明确的边界,它的空间由一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所建构,而文化是流动的。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主流文化发生过重大变迁,例如,以民主、自由、文明、进步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与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文化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文化有传播和扩张的过程,有时还会出现收缩的情况,文化的影响程度大体上界定了欧洲的范围。文化的流动性造成了由文化构建起来的欧洲边界也呈现流动的特征。

  从好的方面看,边界的流动性特征有利于欧洲的势力范围借助于文化的软实力进行扩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无法安定的边界使得欧洲看上去不是那么实在,从而制约了欧洲像中国那样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政治实体并不存在

  欧洲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来不存在。古希腊文明在欧洲的波及范围非常有限,而与亚洲(主要是小亚细亚)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的传播方向主要是东方的亚洲,包括小亚细亚、西亚,其影响所及东至中亚和南亚,向南到埃及。在那个时期,欧洲广大地区还没有进入文明的门槛。而当时所谓的欧洲,只不过是希腊人区别于小亚细亚的西方之地。

  到古代罗马时期,罗马文明在欧洲的影响扩大了。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疆域西起大西洋,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到黑海,南到地中海沿岸。今天欧洲的主要土地(包括不列颠),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不过,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一方面,当今欧洲大部分地区依然不受帝国统治。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地中海是帝国的内海。罗马帝国欧洲部分的繁荣之地,实际上还是在地中海沿岸,而不是帝国征服下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广大欧洲。那时,有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但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系列蛮族王国建立起来。其中,法兰克王国比较强大,它不断向外征服扩张。到查理时期(742—814),王国的疆域向北扩张到了易北河;往东,势力到达中、东欧;往南,扩张到意大利北部,已经超越了罗马帝国在欧洲统治的范围。查理缔造的王国大体上相当于今日西欧之地。800年,教皇给查理加冕,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听起来,查理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实际上,两者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查理在当时就已经被人称为“欧洲之父”。可见,“欧洲”历史的起点是在查理统治时期。843年,查理的帝国一分为三。自此以后,“欧洲之父”打下的江山,再也没有统一过。不过,欧洲人一直有统一欧洲的愿望,中世纪出现过神圣罗马帝国,它一直存在到1806年被拿破仑废除。但这个所谓的“帝国”既非罗马,也不神圣,更非帝国,并没有统一欧洲。后来,拿破仑和希特勒也都试图建立欧洲帝国,但都以失败告终。一千多年以来,欧洲人统一欧洲的努力没有放弃过,今天的欧盟代表了欧洲统一的努力方向,也是欧洲最接近统一的状态,尽管欧洲离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逐渐形成欧洲意识

  尽管欧洲在政治上没有统一过,但欧洲人的欧洲意识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把生活在西欧和西北欧地域上的族群凝聚在一起,产生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

  在中世纪,基督教把欧洲团结起来,并且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加强了欧洲人的欧洲认同和凝聚力。蛮族入侵以后,信奉了基督教。以后,法兰克王国对外扩张,与基督教的传布齐头并进,军队征服到哪里,基督教就传布到哪里。世俗政权与教会互相支持,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和统治。尽管封建主义的欧洲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基督教把各国联系在一起。这特别体现在十字军东征上,教皇号召全体基督徒与异教徒斗争,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致对抗穆斯林的基督徒集体认同。那时,欧洲人通过“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方式表达了欧洲认同,他们在与异教徒的对抗中界定了自己的身份。

  到近代早期,基督教世界发生分裂,经过宗教改革,许多国家变成了新教国家,基督教已经无法承担起凝聚欧洲的重任。不过,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传播开来,世俗的观念取代宗教的纽带。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也使欧洲人重新定位,他们用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取代了以前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来区分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文明”成为认识自己和区分他者的标记。

  到18、19世纪,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欧洲人创造了新的话语体系,除了“文明”以外,进步、理性、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成为西方人新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欧洲人构建了新的认同基础,这个基础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但认同的方法,一如历史上惯用的二元对立法,通过强调他者的野蛮、落后、愚昧、专制、传统等,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感。近代欧洲在政治上依然分裂,而且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分裂和冲突的现实更加急迫地触动了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关于欧洲认同的情结。卢梭和伏尔泰呼吁欧洲的人们将自己当成“欧洲人”,而不再归属某一个国家。从圣西门到康德、基佐、雨果、伯克,思想家们都提出了他们的欧洲理念。莱布尼茨和休谟则倡议打造欧洲国家联盟。

  明确的欧洲认同理念到近代才形成,今天欧洲人的价值观基本上就是在最近四五个世纪里形成的。但与中世纪的文化基础不同,近代欧洲人具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它的文化带有文化种族主义的性质。至今,欧洲人看待自己和世界,依然不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政治统一非常困难

  欧洲的历史表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的核心,这是查理帝国时期留下的基本盘。无论什么时候,所谓的“欧洲”总是以它们为中心,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处在外围。

  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十分微妙,它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它在欧洲之内是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来说,英国无疑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在处理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时,自然站在欧洲的立场上。然而,从历史上看,英国不属于查理帝国,不是欧洲的起源地。这使它与法、德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它游离于“欧洲”之外。英国与法、德、意的确不同,它可以与“欧洲”若即若离,这取决于它的利益。

  俄罗斯常常被排斥在欧洲之外,尽管它是地理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但一直难以挤入欧洲的核心圈。俄罗斯从来没有在文化上与欧洲形成一体,没有成为文化构建起来的欧洲的组成部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的欧洲国家常常可以不顾俄罗斯的感受而以“欧洲”自居、为欧洲代言。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来都是分裂的,这是由历史文化所造成的分离。

  欧洲由文化和价值观限定其边界,随着欧盟势力的扩张,原本处在欧洲文化边疆的其他欧洲国家在接受了欧洲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后,已经或正在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今后,欧洲的扩张还将以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为基础。欧洲人建立欧洲认同所采取的惯用方法是二元对立的方法,不仅通过辨识欧洲文化的共性来界定自己与他者,而且通过与他者的对抗来加强自己的认同,文化构建的欧洲必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欧洲固然由文化来建构,但用文化建构起来的欧洲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之时,基督教凝聚起欧洲不同的政治力量,共同对抗伊斯兰教。近代以来,欧洲认同确保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与扩张。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认识到欧洲的分裂和对抗会造成灾难,欧洲的凝聚和重建则符合欧洲的利益。于是,法、德、意等西欧国家再次走上了构建欧洲的漫长道路。今天,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努力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共同体的愿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更加迫切。

  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构建欧洲的边界,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欧洲的团结是可以实现的。尤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欧洲会凝聚起来,使欧洲认同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文化的欧洲无法承担使欧洲成为统一实体的使命,从查理帝国解体以来的历史来看,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是非常困难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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