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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而后进,溯洄以从之
2022年01月21日 19: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冠兰 字号
2022年01月21日 19: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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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单纯,自本科三年级开始跟随中山大学的吴承学老师学习,毕业后获得了保研资格,后又通过硕博连读继续从事文体学研究。

  记忆深刻的是,我博士论文的定题经历了一番曲折。博一准备开题时,我曾打算研究宋代文章的辨体与破体,不料吴老师直接提出,这样相当于对他已提出的结论重新证实一遍,意义不大。遂止。吴老师的研究为中国文体学树立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范式和理论框架,但他并不愿意自我复制,更不鼓励学生直接沿袭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观点。他说:“好的老师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而不愿意成为庇护后学的羽翼;希望自己成为学生攀升的垫脚石,而不愿意成为学生前进的绊脚石。而对于有志之后学,则需要有登岸舍筏的勇气和智慧。”惭愧的是,我的求学经历正与老师“转益多师”的教诲相反,但老师对我的宽容和帮助却一直激励着我自我超越。

  当时,吴老师很重视制度与文体的关系研究,而我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先秦,后来我提出就先秦礼制与文体关系展开研究,老师马上肯定了我的思路。得益于老师的点拨,我的博士论文定题为《先秦礼文化与文体学研究》。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题目,一方面,可以借此“强迫”自己全面了解先秦的礼仪制度,打好根基;另一方面,题目很具延展性,因为礼是先秦文学的根源,完成博士论文等于大树的主干初具规模,而枝叶犹可继续生长,甚至“扦插”、栽培出新苗。

  定题以后,我计划先通读先秦相关文献,包括最基础的“三礼”、《诗》《书》《易》诸经、《左传》《国语》以及诸子文献。在阅读中,以具体的问题为纲目,将材料加以分类、归纳,并在问题与问题之间建立连接。随着材料累积得越来越多,也有特别的收获。自本科始,中山大学文体学研究中心网站开设了论坛,系里古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大多聚集于斯,“商量旧学,培育新知”。身为学生的我们,时而“围观”老师的治学思路,时而发表一些稚嫩的见解,学习气氛很热烈。

  吴老师开了一个专门的帖子,治学每有所得便欣然分享,其中就谈到了文章的命题与文体意识的问题。我对此很感兴趣,在准备论文时,每每读到相关材料,也顺带将其归类整理出来,结合平时的思考写了长篇的札记。吴老师对此非常支持,与我持续不断地讨论,还操刀将思路发散的札记整理出清晰的线索,即从命篇与命体之发生,进而研究文体观念之发生。后来,吴老师与我合作写成《命篇与命体》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该文获得了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接下来一鼓作气,我们又合写了两篇关于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吴老师常说,他求学时,是通过揣摩他的老师王运熙先生的文章学写论文的。而我的这段经历则更幸福,老师在不断的师生研讨中潜移默化地亲授研究的心法,我就像小学徒一样跟着师父学习本领,受益至深。

  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先秦的文体名称很不稳定。不仅命名的方式多种多样,名、实的对应关系亦变动不居。之前,吴老师就提出,古代文体有“同名异体”与“同体异名”的现象。通过材料积累,我发现在文体观念尚处于发生和发展初期的先秦,这一现象尤为明显。随着阅读的开展,我又发现除“同名异体”“同体异名”外,“文体并称”的现象也非常突出。理清先秦文体的名实关系十分必要,是文体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只有对研究对象的命名内涵和规律有基本的共识,我们的研究才有对话的基础。后来,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出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文学遗产》和《中山大学学报》上,提出先秦文体的命名规律及其背后的文体观念,窃以为有助于认识先秦文体形态与称名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

  经过初步思考,我认为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体产生及发展的动因、过程和客观规律;文体的形态与文本流变;文体观念的发生发展及其动因;文体的分类与边界。如果将这一框架置于先秦礼文化与文体学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问题可能包括:礼仪制度对文体形态的塑造起了什么作用?礼学思想与文体观念乃至文体批评的形成有何关系?文体的命名、分类与礼仪制度的系统结构有何内在联系?文体又是如何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对礼仪制度的超越的?这些问题有助于跳出对文体进行个体的、静态的研究定势,避免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简单比附,而这也是在古代传统的文体批评中常见的阐释路径,需要有意识地超越。古代乃至近人对礼制与文体的关系已有所揭橥,往往认为某体出自某经、某官、某礼。但更深一步论,礼与文体往往并非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尝试以综合的理论问题为纲,把具体的文体现象归拢起来进行论述。后来,我以“先秦礼制与文体学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并获批,这对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也由此幸福地实现了“买书自由”。

  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思考文体是如何在实际的礼仪背景中被制作、使用和阅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既应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的礼仪制度和礼仪情景有恰切的还原,亦应引入实物材料,关注文体的实际使用形态。先秦文体与物质载体的关系非常紧密,除了书于竹帛,还铸刻或书写在金石、木牍、玉版等多种介质之上。而且,某些出土材料的考古语境,还可为其使用的礼制语境提供佐证。我意识到这是先秦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便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幸运中标了。这开启了我在文体学研究路上的新起点。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成为热点话题。我喜欢从问题本身出发去寻找解决的路径,而路径可能是多样的。先秦时期的“文”,本就是一个混融的范畴,牵涉的材料又兼有出土与传世文献,因此“跨学科”也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文体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结合成为必要,一是由于出土文献已是当下的文体学无法忽视的研究对象,而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则是这些材料的第一线研究力量;更深层的原因是,考古学、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也为本学科已有的认识提出新的问题和启发。如巫鸿先生一系列包括商周青铜器的美术史研究,注重对“空间”的探究,可以引发对两周铜器铭文在何种礼仪空间中,如何被阅读的思考。多数早期文体的制作和使用正是与实际的礼仪场景相结合的,这是两个学科的“相遇点”,也是新知可能出现之处。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君子观于铭》一文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初步尝试。

  在这些初步探索中,我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作为文体学研究者,去做考古学、古文字学的一线研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也不能满足于直接取用其现有成果。对其他学科已有的某些共识和结论的简单挪用是很危险的,须了解其他学科基本的适用范围和研究范式,了解某一结论是在何种学术语境和研究序列中产生的,其成立有没有前置条件,在此基础之上,再力求融通并产生新知,切忌做其他学科知识的“二道贩子”。

  谈及人文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学界对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文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之间融合的讨论颇为热烈,但文体学却在整体讨论中未能占有应有的分量。我深深体会到,虽然文体学是文学研究的分支,但又不仅限于文学学科。文体是古人的言语形式,是其某种观念、思维定式的反映,有着深层的文化基因。从小处而言,古人云“文辞以体制为先”,文体是古人操觚为文之先必须考虑的,只要牵涉到文本及其背后的观念,必然离不开文体。从大处而言,文体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制度运行的媒介。因此,文体学研究有很大的延展空间,同时也是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交叉点。在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文体学研究者如何在保持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求“独断之学”的同时,积极与其他学科对话,寻求融通之道,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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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冠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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