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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
2022年01月10日 06: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员 字号
2022年01月10日 06: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员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理论;中国实践;学术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理论;中国实践;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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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坚实脚步,中国理论、中国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繁荣)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毋庸讳言,对于这一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理论学术界恐怕不那么自信。而学术自信的不坚挺、不丰厚、不扎实,从根本上说,又源于对无比丰富、鲜活、具体而深刻的当代中国实践的隔膜或研究解读的不深入、不系统、不扎实。一个不争的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社会变革实践已大大地向前发展,进入一个创造历史的新时代,而中国理论学术的实际状况和水平与新时代发展、中国实践相比,还很不适应、很不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约了中国理论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实践的引领力,也制约了中国理论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为我们观察中国理论学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流行多年的一种看法,认为学术就要远离现实生活,离现实愈远,学术价值愈高,“为学术而学术”才是学术的正道、学者的本分,正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繁荣”。问题在于,无思想的学术何谓?无理论的学术有何意义?学术繁荣、学术进步的源泉和评判标准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在于研究成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而哲学社会科学进步与否、学术繁荣与否,则以是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并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与否、价值大小。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应该是内在统一的。此外,还要看其是否具有启迪人心、激动人心、征服人心、塑造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自洽性,来源于对实践之问的解剖力、把握力和解决力,对时代变革、文明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引领力和塑造力。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直抵实践的深处。那种远离社会实践、对实践缺乏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所谓“学术研究”,既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任务,更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再热闹,喧嚣无比,不过是“茶杯里的繁华”“茶杯里的风暴”,终究是小格局、小情调、小圈子里的狂欢,于实践、时代、人民无所助益。

  应该看到,假“学术研究”“学术价值”“学术深刻”之名,某种观念论的研究范式在我国理论学术界仍颇为盛行:从文献到文献,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中来到观念中去”,用理论论证检验理论,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尽管身处中国实践的大背景并心安理得地享受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物质成果,却不是从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出发来说明观念的东西,而是用某种既成的、超历史的甚至神化的观念来解释、评判当下的中国实践;一旦某种理论观念与中国实践不相符合,不是反思理论观念本身,而是指责中国实践“错了”,用概念、观念的花哨、玄虚来掩饰思想的苍白。此种研究范式的流行,是造成目前我国理论学术窘况的重要原因。

  思想不等于独白,学术不等于自嗨。学术疏离时代,时代必然疏离学术;学术冷漠人民,人民必然冷漠学术;理论脱离实践,实践必然抛弃理论。新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立足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中国学术的大繁荣、大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实践是极其独特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譬如,中国式现代化,就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设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未曾实践、中国历史上也未曾尝试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对此,从理论学术上如何概括、提炼和表达?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构建,是因为迄今为止各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之所以必须被超越,与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无关,从根本上说,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并不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所规定的路径走出来的。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以及所谓“依附”理论、“晚外发”理论等都曾风靡一时,但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实践和独特经验,这些理论观点的解释却是牵强附会甚至南辕北辙的,硬要用它们来“强制阐释”,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的荒谬境地,更遑论用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践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否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众多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提出过各种主张、方案,但都行不通,都归于失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刻转变中,中国确实是被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屈辱地被裹挟进了世界历史。但是,被动卷入是否能够真正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呢?不能!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不断有人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工业救国”“实业救国”,但都没有成功。毛泽东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经验必须得到尊重。总结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不屈奋斗史,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不懈奋斗史,人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而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世界,纳入西方现代化体系,中国的面貌会怎样?中国人民还能够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吗?绝无可能!

  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惟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预见所蕴含的方法论反而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科学的验证,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彻底摆脱了任人宰割、被奴役、被压迫的依附地位,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曾经流传甚广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实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和观念论史观。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得独立、解放(即所谓“救亡”)和富强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伟大的自我觉醒、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即所谓“启蒙”),是从物质到精神全面由被动变为主动的深刻变革过程。回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从思想理论界到舆论界,中国人民的精神状况是何等悲观、迷惘和“自我矮化”,而今天,中国人民的精神已高度自信。

  观察、研究、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不格外关注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中国式的伟大创造,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西方也从未产生过小康社会理论,更谈不上“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因而,将西方现代化理论根据西方现代化实践概括出的所谓现代化指标体系,简单套用到中国,评价中国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发展水平,这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荒腔走板。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人口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比迄今为止所有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大;它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目前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资本主义式的;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既是现代化实践的主体,又是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者,它奉守“共同富裕”,拒斥“两极分化”;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相统一,而西方现代化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数,先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再来大谈环境治理,大量制造“片面的”“偶然的”“物化的”“异化的”个人;它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国际关系价值准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而西方现代化则以掠夺他国、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为前提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神话,颠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资本主义文明充斥着的“资本”逻辑、“两极分化”逻辑、“物质主义”逻辑、“异化”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展现出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代表人类文明新价值取向的“人民”逻辑、“共同富裕”逻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逻辑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共同进步的正义法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人民传递了这样的价值理念:这个世界不再是也不应该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横行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模式、概念、范畴、标准(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和创新。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关于现代化的一些阐述,但唯物史观视域内的现代化理论终究尚未获得成熟的系统化的形态。立足中国实践,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活泼创造与其对21世纪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这一新时代二重奏的独特意蕴,从思想形态、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维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创造21世纪唯物史观的最新形态和“中国版本”,将是我国理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中国实践是极其深刻的。理论学术要深入研究、解读进而引领如此丰富深刻的社会实践,就要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或难点:其一,提炼。即将实践问题、现实问题用理论研究、学术思考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学理化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简单照镜子似的移植过来。这里有一个对从实践中调查而来的第一手感性材料把握、甄别、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过程。关键在于提炼出对实践发展有意义或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并且不因为思维的加工而忽视或隔断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变成纯粹观念的呓语。其二,抓住根本。理论研究必须彻底,抓住事物的根本,深入研究,深入思考,在“人所共知”之处,说出一番不那么“人所共知”但又有说服力的道理来,不隔靴搔痒,不流于表面,不人云亦云,但也不标新立异,“为赋新词强说愁”。

  譬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如何予以透彻的系统的学理化阐发?无论是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已有经验,还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都解释不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不特如此,西方思想理论界和舆论界,同样不承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因而长时间里这几乎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根深蒂固的认识。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是否必须和能够实行计划经济?工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市场的盲目性、市场失灵,等等,这些都已有历史的事实。因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样做的历史条件是: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成果基础之上,同时剔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对人民作为异己力量的统治;第二,社会主义建设者具有掌握和充分发挥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体系和创造力的机制,掌握和组织全社会所有系统(从企业到社区、学校、机关,从城市到乡村,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等各方面)的极其丰富强大的知识和能力,而且保证不犯错误。事实证明,至少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实行这样的计划经济,只能使社会主义走向僵化、封闭和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和创新。

  另一方面,承认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承认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方式,难道就意味着必须像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那样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原则?!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表现。按照此种教条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走西方式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必须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规则办事,也只有那样,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应该而且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机有效地结合,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并未缩小而是不断发展壮大,而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出与西方私有经济不同的性质、角色与功能。

  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众多理论、模式,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和创新。例如,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就根本行不通。又如,所谓“经济人”假设,就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的诸多行为(如广泛参与的生产性扶贫和治理等)。(参见吕鹏、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基于两家企业扶贫案例的调研》,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但时至今日,我们尚未从学术上构建出能够深刻概括这一伟大实践并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新时代的中国,亟需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

  不特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同样提出了加快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哲学的实践要求和理论任务。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果不能敏锐而深刻地把握新的时代精神,不能系统而深刻地凝练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特别是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将新时代中国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不能塑造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谱系,那么“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将始终是笼罩在我国哲学界头顶上的阴影,中国的哲学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就是一句空话。

  必须指出,中国实践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自在的,而是有着鲜明有力的指导思想的自觉自为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实践的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国际上有一种看法,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阐发新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理和哲理,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的“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是新时代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的重大责任。

  中国实践是极其复杂而开放的系统。中国实践不是封闭的、孤立的,中国实践与世界变革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实践的世界性影响愈益加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两个大局”交互影响,两个题目,一张卷子,呈现出复杂的巨系统特征。但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过细划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专门化、学院化、碎片化、技术化大大限制了中国理论学术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研究。实践提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综合性的,越是重大问题,其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越强,而目前的学科专业划分,对这些重大问题要么觉得无关本学科,要么如“盲人摸象”无从把握,或者将问题肢解得支离破碎,从而既无法解读问题,更无法解决问题。

  恩格斯曾经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深刻地分析了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认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后来,随着分工的高度专业化,学科过细划分的专门化,大量新事物、新问题靠传统学科无力解释的情形层出不穷,反而催生了众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新的理论、方法。例如,“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无能为力,但是恰恰在这里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当代中国实践及与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个世界,涌现了太多传统学科的视界内感到“无能为力”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固守于传统的学科体系是无法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

  人们注意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带来知识传播方式、学习方式的碎片化、即时化和个性化,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从而预示着科学的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新的更高水平、更广维度上的综合化、整体化。

  由此检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现状,尽管成绩斐然,但仍有明显的短板,特别是在学术体系方面。而学术体系的突出短板表现为缺乏原创性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又代表新时代水平的思想、理论、观点和见解,缺乏有思想穿透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缺乏传世之作、扛鼎之作。必须承认,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否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学科体系不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更不是“画地为牢”。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打造标识性概念必然蕴含着准确、贴切、深入人心的问题,而这,离不开学术体系的思想力、学术力和影响力。

  2021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实践奇迹。而理论学术上的奇迹如何才能真正创造出来,与中国人民创造的实践奇迹相匹配并为世界所公认?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深而思之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可以自信地平视世界,而中国学术界是否能够并以怎样的学术自信来平视世界呢?!

 

  (执笔:方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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