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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进向光明的“少年”
2021年09月28日 09: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道平 字号
2021年09月28日 09: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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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铎,字西谛,笔名郭源新、落雪等,浙江温州人。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文学家、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训诂家。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温州。1917年夏进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1年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他还先后参与编辑《闽潮》《新社会》等刊物。1927年旅居英国和法国。1931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主编“世界文库”。1932年,其作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并承担“中国美术史”的课程讲授任务。1957年,编辑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译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

 

  郑振铎(1898—1958),现代著名学者、出版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从五四青年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者,乃是在奋斗的旋律中,从事着开辟性的工作。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为“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为了给同胞“打开一条光明的大路”,郑振铎秉持着这一宗旨,以战士的姿态,投身于学术研究、文化事业和进步社会活动。

五四感召之青年

  与诸多同龄人相似,五四运动是郑振铎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从发表文章、创办刊物,到发起社团、投身社会运动,五四时期是郑振铎参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开始。作为沐浴着新文化成长起来的青年,从日后的道路看,“五四”对郑振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新文化的洗礼。所谓新文化,指的是不同于旧文化的新质素,实则也有现代文明的元素。郑振铎的童年正值清末,少年以后进入新式学堂,后考入北京的高等学校,当时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与学术系统性建立的时期。因此这一代学生堪称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接受系统现代教育的青年,也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体。他们有感于旧中国的腐朽贫弱,致力于建设理想的新社会,寻求本土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为此向世界孜孜求索新知,热切拥抱新的思想和观念。

  其二,文学热情与社会关怀。“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社会和时代的形势、新文化对“人”的关注,以及语体变革的突破,都对此推波助澜。在青年郑振铎眼中,文学乃是“最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花”。虽然日后亦涉猎史学、艺术、考古等领域,而文学研究实为其一生之志,“毕生精力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一代所拥抱的文学,并非吟风弄月或浅薄的享乐主义文学,而是直面人生,与社会和时代血脉相连的文学。他们始终心系国家命运和大众福祉。于郑振铎及其同道而言,文学是他们与社会互动的桥梁,在时代中奋斗的取径。

  其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的口号,也是现代文明的品质。对处于左翼思想光谱中的郑振铎而言,如果说“科学”体现于从事研究的方法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那么“民主”则表现为对大众、工农、底层和弱者的关怀,对民众权利的争取和维护,对正义和公理的孜孜以求。此种诉求又与国家自主和民族独立的追求汇合,成为进步青年的奋斗之方向。由此,新文化运动走向左翼文化运动,从为人生的文学转向为大众和国家的文学。

为国家和大众而学术

  从五四青年到卓然闻名的学者,郑振铎凭借对书籍和文史的浓厚兴趣,由公共媒体/出版行业走向渐趋专业的学术研究。具体而言,其自五四时期参与新文学写作,从事译介,热切汲取世界文学的养分,尤其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为本土培养的第一代现代学者,郑振铎从学术领域、研究方法以及文献发掘和保存诸方面,均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郑振铎自青年时代便从事新文学创作,以白话写作诗歌、小说、散文、时论等,各类文体均有涉猎。在郑振铎看来,凡是一位作家,决不能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决不能自外于这个苦难时代的苦难;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人民,应该把我们的武器——笔,充分地使用着,击退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打开一条光明的大路。面对苦难的时代,他以笔为剑戟,以文字为现实批评和理想书写的载具。其文集收录数十首新诗,均是受到现实激刺后的奋笔之作;写作短篇小说,亦意在推动社会进步。现实关怀是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底色。

  郑振铎的翻译对象范畴广泛:在文学领域,包括苏俄文学、泰戈尔诗歌、外国童话和希腊罗马神话等;学术著作的译介则涉及文学批评、民间文学和考古学。在郑振铎看来,国家间的文学和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文化的孤岛无益于自身的发展和更生;而翻译也应有为而译,以期有补于本土文化。所谓“知道自己的弱点而克服之,乃是各民族进步的基础”,“进步的民族,为了救亡图存,也为了全民族的福利,便非努力于近代化与迎接外来文化不可”。郑振铎的国族观念是明确而开放的。在新文化的建设中,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相得益彰。翻译即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郑振铎也注重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初,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探索和建立期。郑振铎参与探讨文学的定义,并对文学的分类以及诗歌等体裁概念一一撰文讨论,实际参与了新文学观的建设。他强调,“文学的改造,不仅在形式,而于精神尤为重要”。新文学不仅在于白话文的使用,更在于宗旨和观念的现代化。他所推重的是“人的”文学,提倡文学应是严肃的、世界的、大众的,由此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呼唤“血和泪的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呼吁“力的文学”“为群众而写的文学”,郑振铎所期待的,一直是回应社会需要的、人民的文学。在1946年的一首小诗中,在回答“诗人唱些什么?”的问题时,郑振铎斩截地说道:诗人应“为这人民世纪而歌;为这世纪的人民而歌”。诗人歌唱的是时代的音节、公众的旋律。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资料图片

  在文学研究上,郑振铎投入了更多心力。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期。在建设中国文学研究体系方面,郑振铎在诸多领域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大量著述和译介,涉及世界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文艺批评、晚清文学、儿童文学、女性文学以及相关图像、美术等新兴领域,多属开创性之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范畴。在研究方法上,郑振铎既继承了传统的版本、目录、考订之学,注重文献搜集和新材料的发掘,亦注重“科学”方法的采用,以现代的眼光和方式重新整理、阐发传统。郑振铎多部著述所采用的文学史体例,实为20世纪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范式。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系统性历史梳理,归纳、比较等方法的运用,发挥了郑振铎视野宏阔、议论通达而眼光精准的优长。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部门讲述本学科学术史,多可追溯至这位老所长。对此,所内前辈已有充分阐发。

  于郑振铎而言,学术研究亦不仅关乎自家兴趣。早年热忱译介域外作品,乃是取人之长,“为民族革新运动尽自己应做的职责”;稍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则为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实现本土文化的近代化。其对民间文学以及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领域的开拓,内在地蕴涵着对大众文化的重视;而对晚清研究的提倡,则旨在借以发扬民族意识,疗救“国难”。其一生嗜书、藏书,孜孜访求古籍文物,亦是为存续民族文化瑰宝。郑振铎兴趣广阔,于收藏上即可见一斑:从古籍善本到近代文献,以至曲子、鼓词、版画、陶俑,均入其青眼,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抗战时期,郑振铎在上海“孤岛”冒险抢购善本,殚力与域外书商竞购,不使民族文献沦于异域;新中国成立后,为充实国家藏书,竭尽心力,多方购求古籍书画。直到逝世之后,家人根据其愿望,将藏书悉数捐赠,可谓不负其一生心曲。

  郑振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自己汲汲努力的缘由——一切为了大众的利益,一切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正是他一生秉持的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宗旨。个人趣味与民族大义的结合,赋予他的著述和学术活动以格外的光彩和温度。

服务社会 回应时代

  在现代中国文化界,郑振铎是一位枢纽式的人物。这与他热情正直、精力弥满而富于组织力的性格亦相关联。编辑和出版是他影响于现代文化界的重要方面。他一直积极参与进步社会活动,以行动实践履行社会改造的宗旨。在文坛、学界的广泛影响,一系列重要刊物、团体和事件中的作用力,以及学术著述的多方创辟,使其成为现代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郑振铎先后创办、主持过多种刊物,包括文学期刊和公共舆论机关。在文学刊物方面,其最初编辑报纸副刊、《儿童世界》,稍后相继主持《小说月报》《文学》等大型刊物,影响力辐射文坛和学界,从而形塑了新文坛面貌。郑振铎具有先进的编辑意识,勇于改革刊物面目,践行新文学观念,并强调“批评”的重要性。他善于组稿,以刊物为依托,发展和凝聚作者群体,既尊重文坛贤望如鲁迅,也热忱发掘、扶助新人。郁达夫称其为最好的杂志编辑者。郑振铎主持文学刊物的另一特色,是注重发表学术文章,尤其是古典文学的重新整理和研究。1923年,他调任《小说月报》主编后,即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主张“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并重;还曾在不同时期和杂志上三次推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推动了专门性的文学研究。如此举措,既令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并置而相互生发,也予公共杂志以学术深度,沟通了学院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

  郑振铎早年即进入商务印书馆,活跃于出版界,在大型丛书编印与古籍整理、翻印上的成绩尤其令人瞩目。郑振铎的组织能力在此空间也得以发挥。1934年前后,年轻编辑赵家璧组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郑振铎即帮助联系了周作人、朱自清等编选者,为《大系》增色不少。其本人亦先后主持多种丛书的出版,如“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库”等。郑振铎出版观念的特点是翻译、创作与研究并重,兼具世界视野和本土意识,古今沟通,规模宏巨。后期尤其着意于古籍流传和文化普及,将古典文学留存的“孤本秘笈”整理、刊印成为大众购买力之内的文化产品。“古本戏曲丛刊”的发起编纂,即是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一项集成之作。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接续此项目,陆续编成清代数集,促使这一伟业得成完璧。

《西谛书话》  资料图片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令郑振铎难以埋首于书斋之中。他一直站在时代前列,积极回应时势,参与进步社会活动。其所主持的刊物,除文学杂志外,另一类即是直接针对时势、参与公众舆论的报刊。从五四时期和同人创办《救国讲演周刊》《新社会》,“五卅”之后与胡愈之等办《公理日报》,到抗战胜利后的《民主》周刊,以及所撰写的相关时评和文学作品,均是期于改造社会、抨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作民众喉舌的不平之鸣。他关心下层社会,青年时曾调查北京女佣的生活状况,以及上海的公园、住宅等实际问题,撰文于报刊发表,希冀唤起注意、有所改善。20世纪20年代,从“五四”“五卅”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系列事件,郑振铎与同仁即时发出抗议,批评军阀当局和反动政府,大声疾呼。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处于危亡时刻,郑振铎以笔为枪,号召抗战,通过撰文、讲演、授课、办刊等方式参与文化界的救亡活动,号召“以铁和血”来保卫国家。抗战胜利后,又发起协会,鼓动舆论,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

  在个人著述之外,郑振铎积极投身编辑、出版和社会活动,从更广阔的维度推动新文化的进展,以此服务于社会,并直面时代问题,予以积极回应。而在社会活动中,郑振铎始终不失学者本色,以大众利益和文化保存与发展为要义,用一生实践诠释了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联。

献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

  郑振铎的贡献还在于国家层面的学术和文化体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工作,即以一腔热忱,投身于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直至最后牺牲在岗位上。

  早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已明显倾向和亲近左翼思想,并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触,参与共同研习。他和好友瞿秋白等一道,翻译苏俄文学和报刊文章,为社会主义辩护;其中包括与耿济之合作翻译《国际歌》。他赞扬俄国革命者刻苦实践的态度,称道马克思以数十年工夫写作《资本论》的精神。五四时期郑振铎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尤其将希望寄托在工农的身上。1933年元旦,应《东方杂志》邀请,郑振铎描述自己梦想中的中国,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呼唤“拥护完全为民族谋福利的政党”,希望“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由此可见,其社会改造的大众立场始终未变,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日趋明确。抗战时期,郑振铎留守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支持抗日活动,保护进步学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受共产党安排,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转道香港北上,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新中国的文物管理、博物馆与图书馆事业,以及考古和文学研究所的创设上,郑振铎均为重要奠基人之一,从政策制定、人员调配与培养、藏品充实到具体运作诸层面躬行尽瘁,于国家学术和文化体制建设事业多有贡献。在中国书店、文物出版社等文化机构的成立中,他曾起到倡议指导之功;对地方文献文物的抢救保存,如徽州契约文书和旧籍的收录,往往亲加过问。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亦多有贡献。

  如果说,早年间郑振铎批评反动当局,亲近左翼、对社会主义生发好感,乃是站在正义和公理的立场,为提升大众福祉所选择的道路,那么后期批判帝国主义、号召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体制性的文化建设,则是为国家而忧劳。正如在藏书一再毁于战火之后,郑振铎深有感触:“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无国防,即无文化”。只有国家安全强盛,才会有文化昌盛和个人发展。郑振铎热爱工作。他说:“生活就是奋斗,就是工作!”工作于他有无上的趣味。他将一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一如他自己所说的,把生命交给祖国的作家们是不朽的。

学术共同体的凝聚

  郑振铎一生交游广阔,友朋遍天下。从青年时期的好友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到商务印书馆时期的王伯祥、周予同、叶圣陶等,再到阿英、夏衍等左翼友人,以及如鲁迅这般为郑振铎所衷心推重的长者,郑振铎身边一直活跃着志同道合的群体。诸人由志趣而交好,相濡以沫,友谊往往持续一生。他性格乐观,为人率直。如巴金所说,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喜欢帮助青年人,鼓励他们走新的前进的道路。老舍、巴金、赵景深、丁玲、吴文祺等,甚至素昧平生的社会青年,多曾得郑振铎的相助。新中国成立后,对周作人等落伍于时代的“旧人”,郑振铎也曾适当予以安置,使其得以专业所长贡献于社会,更可见其宽厚。

  从五四时期参加社会实进会、人道社,到稍后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中国著作者协会,郑振铎一直注重团体的力量,团结所能联结的同志,为公共目标而共同努力。刊物与协会是连接同人的重要纽带。从作者、学人到左翼文化人群体,郑振铎在其中一直起到活跃和联结的作用,堪称现代文化界的枢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的组织力更加得以施展。195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郑振铎联系和介绍了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余冠英、杨绛等一批学者来所工作,可谓荐人唯贤。文学研究所从建所之初即鼎盛一时,与郑振铎对人才的延揽密切相关。

郑振铎(右一)读书期间与同学的合影  资料图片

  郑振铎的朋友缘和号召力,既与他热情爽朗、好客爱人的性格有关,更是出自他的正直品格和专业领域的公心。他曾因坚决反对介绍书籍出版、从中收取佣金而疏远一位后辈。郑振铎关注个人的品格养成。他曾专门研究中国的儿童教育,并教导青年:“凡有血和肉,凡想在民族解放的运动里尽一份责任的话,必须先养成健全的个人。”有“健全的个人”,方能有强盛的国家。个体品性与国家命运相关联。

  郑振铎和同时代学人群体,所以能声求气应、同气连枝,根本上在于他们具有相似的品质:对学术的追求,爱国家的公心与正直处世的品格,由此在相当程度上长养出非功利的、理想主义的人生境界。在当时的学界和文化界,他们既以“小圈子”的形式活跃,又秉持开放友好的态度;诸同仁间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助益,对于后学晚辈积极扶持,形成良性的学术共同体。而这等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正是得以在大氛围中激浊扬清、繁荣学术的重要保障,也成就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时代。

  1919年,22岁的郑振铎写下流传于世的《我是少年》一首新诗,“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同胞的情感,我有博爱的心田”。终其一生,郑振铎始终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他的生命力和可爱,以及他的多方建树和贡献,实则来自于他的满怀热情洋溢的爱:他爱书,也爱研究;爱工作,也爱朋友;爱祖国,也爱大众。而这样的“少年”所热爱的中国,正如他所言,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国家,正充满了灿烂可爱的前途,如春天似的,具有无限量的生长力,无限量的光明的将来”。

  (本文所叙郑振铎生平行实,多得益于陈福康先生编《郑振铎年谱》,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郭道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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