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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格兰王座法庭源起之争
2021年09月22日 11: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健 字号
2021年09月22日 11: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健

内容摘要:英格兰国王为何建立王座法庭这样一个管辖范围与普通诉讼法庭多有重复的机构呢?学界对此颇有争议,提出了不同观点,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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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普通诉讼法庭(Court of Common Pleas)、财税法庭(Court of Exchequer)和巡回法庭(Circuit Court)是中世纪英格兰普通法的四大主要司法机构。王座法庭主要审理个人自诉刑事案件、直接涉及国王利益的案件和国王希望审理的任何民事案件。它在全国法院体系中地位最高,拥有对所有法院的监控权和纠错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王座法庭的职权所涉范围多与普通诉讼法庭重复。尤其是在早期,这两个法庭承担的工作几乎没有区别。那么,英格兰国王为何建立王座法庭这样一个管辖范围与普通诉讼法庭多有重复的机构呢?学界对此颇有争议,提出了不同观点,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专业化发展说

  在英格兰中央司法体系中,所有分支机构都能够追溯到国王的御前会议(curia regis)。传统观点认为,王座法庭是御前会议专业化发展的产物。在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格兰法律体系不统一、司法结构复杂,这不利于国王的集权统治。亨利二世在司法领域多次试验,建立了令状制度,促成了巡回法庭的常设化,有效改善了这一境况。御前会议由此成为一个面向全国的司法机构。但是,急速增加的诉讼量迫使其结构发生改变,司法职能出现了独立发展的倾向,从而在1178年设立了常设法庭。英国主教、历史学家斯塔布斯(Bishop William Stubbs)将1178年视为王座法庭脱离御前会议而单独设立的起点。该年,亨利二世指定3名教士和2名俗人组成了一个常设法庭,随同自己巡回英格兰,处理诉讼。这就是后来的王座法庭。斯塔布斯认为,王座法庭的建立是御前会议司法职能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英国法律史学者梅特兰(F. W. Maitland)在王座法庭建立的时间上与斯塔布斯存有分歧,但他也基本认同王座法庭是御前会议专业化发展的结果。

  英国学者普拉科内特(Theodore F. T. Plucknett)在此基础上,对王座法庭的起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亨利二世的改革使得大量诉讼案件涌入御前会议,由此出现了一批专门处理司法事务的官员;由于长期处理类似事务,这些官员总结出了一套特定的程序;最终,基于这套程序建立了一个新机构,这就是王座法庭。实际上,专职从事司法的王室官员先于专职司法机构而存在,这是英格兰司法制度发展的一大特点。但是,不论先有专职法官还是先有专职法庭,王座法庭的建立都是专业化发展的产物。

  国内学者陈绪刚持相同看法。他认为,随着司法事务的日趋专业化,一些官员从一般行政事务中脱身,专职从事司法审理工作,然后才是专门法庭的设立。即是说,先是从一般行政官员中分离出来专职法官,然后才有从国王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专门的司法机构。

  综上,这一派的学者认为,王座法庭是国王御前会议专业分工的结果。

王室集权说

  另外一派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看法相反。他们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认为,王座法庭的建立不是国王御前会议专业分工的结果,而是英格兰国王为维护传统的家庭式政府,加强王权的产物。

  以英国的特纳(Ralph V. Turner)与比利时的卡内冈(R. C. Van Caenegem)为代表的这一派学者多认为王座法庭萌芽于约翰王时期。

  特纳认为,1204年诺曼底战败,约翰王失去了大部分在法国的领土,因此他很长时间都住在英格兰,这为他积极参与国内事务提供了条件。约翰王长期与教皇冲突,王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加之性格多疑,他对各封臣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这导致约翰王产生了对臣下严密监视的需求。然而,此时御前会议渐有脱离传统家庭式政府运作模式之势。这在他看来,背离了其加强王权掌控王国的想法。因此,约翰王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王座法庭,将所有涉及自身利益的司法活动集中于该法庭,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1207—1209年,他频繁将普通诉讼法庭中的案件移交王座法庭。后来,他甚至一度关闭了普通诉讼法庭。这有力地说明,王座法庭是约翰王抵制御前会议专业化发展、维护传统家庭式政府而建立的。

  卡内冈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自诺曼人入主英国后,历代国王都致力于强化中央集权。国王集权化的措施带来了司法事务的统一化与专业化。专业化造就的制度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它本能地避开王室的操控,这实际上又有悖于国王统治的集权原则。因此,国王一方面不得不将各种事务交于各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又力图保留权力,以便绕开正式的法律规则,任意处理事务。这就是为什么在已有的普通诉讼法庭之后,约翰王又建立了一个功能与其高度重合的王座法庭,因为后者更易于自己掌控。王座法庭是国王为了维护个人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抵制司法专业化发展的机构。

专业化与集权影响交集说

  王座法庭的出现,到底是当时国家管理事务专业化趋势下的产物,还是约翰王意在集权抵制专业化刻意布局的结果?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国内学者程汉大、李红海提出,虽然这两种观点分开来看各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却并不完善,王座法庭的出现不能简单归结于其中一个观点,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王座法庭的出现代表着当时英格兰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它的确是国王抵制政府机构专业化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除了约翰王个人专制的主观动机外,英格兰社会对于司法专业化的客观需求,也是王座法庭设立的原因。

  程汉大、李红海指出,在1178年普通诉讼法庭设立之后,国王的司法权并没有被完全取代;涉及国王利益的案件审理权、重大疑难案件审判权与普通诉讼法庭错判案件的纠错权,仍然保留在国王及其御前会议手中。不过,国王通常在国内巡游时才行使这些司法权;除了司法事务外,他的随行人员还要处理其他行政事务。随着普通诉讼法庭司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其司法程序和审判方法日趋程式化与专业化,这迫使国王及其御前会议采用同样规范化的程序与方法行使职权。然而,御前会议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司法机构,它很难满足司法程式化与专业化的要求。于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国王且专职处理司法事务的王座法庭应运而生。

  比较起来看,虽然专业化说与集权说的提出者都是国际学术界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其观点都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国内相关学者在充分利用了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也不无道理。

身份说及自身发展说

  王座法庭的设立是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还是王室集权的产物,这是争论的焦点。其他影响要素,学界也有讨论。

  美国学者维纳(Frederick Bernays Wiener)认为,王座法庭的形成与英格兰国王的法国身份有关。在诺曼征服后,英格兰国王在语言、文化和利益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法国烙印。亨利一世、亨利二世和理查德一世在位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法国领地。在国王离开英格兰时,御前会议分离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伴驾随行,另一部分由政法官领导,主持国内的管理工作。1204年失掉诺曼底领地后,约翰王成为第一个不得不长期住在英格兰的国王,这导致出现两个王廷并存的局面。国内政法官领导的王廷是普通诉讼法庭的源头,而伴驾随行的王廷演变出了王座法庭。在维纳看来,王座法庭的形成是约翰王不得不住在国内从而导致两个王廷并存的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与王室政府的专业化发展趋势无关。

  英国学者斯滕顿(D. M. Stenton)从司法体系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她认为,约翰王建立王座法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国内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她指出,当时的约翰王想要建立一个完整而又灵活的司法体系,主要处理涉及国王利益的王座法庭,也是最高法庭;处理来自全国民事诉讼案件的普通诉讼法庭;派遣到地方处理地方税务的巡回法庭。这三个法庭的业务涵盖了国内主要司法事务,王座法庭的建立就是整个国内司法工作顺利进行的必然要求。

  王座法庭形成的原因,学术界争论之所以热烈,不仅仅是因为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待深入研究,更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律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牵涉西方社会司法机构专业化和政治形态走向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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