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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究天人之际”辨正
2021年08月24日 13: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成富磊 字号
2021年08月24日 13: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成富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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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被公认为传统史学之极则。钱穆称之为“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但史公三句中“究天人之际”一语的确指究竟何在并不明确。对此,钱先生认为:“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他将“际”字明确对应为“分际”之“际”。我们认为钱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事实上也已经把理解“究天人之际”句义的关键线索指出。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今试略论之。

  后世多以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全为史公独创,实则前人就有类似的说法。《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此处,“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二句极类似,其渊源关系是显见的。那么“明天人分际”是什么意思呢?《汉书·儒林传》亦载有公孙弘这一奏折。幸运的是,彼处“分际”之“分”有“师古曰”一则,保留了其读音:“‘分’音扶问反。”

  检《广韵·文韵》“分”小韵:“分,赋也,施也,与也,《说文》:‘别也。’府文切。”《问韵》“分”小韵:“分,分剂,扶问切。又方文切。”按照颜师古注音,此处“分际”之“分”乃去声问韵之“分”。我们认为颜师古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文献得到印证。《文子·上义》:“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淮南子·泰族训》:“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二条中“分”字皆应读去声,意为“职分”。《文子》一句下文有“守职明分”一语,义尤显豁。至于《淮南子》一则,后文分别讲“天之所为”“人之所为”,可知其“明于天人之分”的“分”也是“职分”之“分”,即“所为”也。这两则材料中的“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显然对应于公孙弘奏折中的“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可知颜师古对“分际”之“分”音义的理解由来有自。

  循着这一线索,再来看《淮南子》与《文子》“天人之分”的说法,文献中相关材料就更多了。翻检所及,最早的用例是出土文献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此处之“分”,庞朴曰:“本句与下面两句的‘分’皆读去声,用如名分、职分之‘分’。”庞说是也,并已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此句意为“只有明察天人各自的职分,才知道应该怎样做”。另外,传世文献《荀子·天论》篇中有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的说法。其中,“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一句,杨倞注曰:“知在人不在天,斯为至人”,乃撮述其义而非训诂。考之上下文,此处“天人之分”的“分”,亦“职分”义。梁启雄《荀子简释》引《礼记·礼运注》曰:“分,犹职也。”是也。荀子认为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各安其分,所以《天论》篇下文即言“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章诗同进一步注释曰“‘天人之分’,自然和人事的分际”,将“分”字直接对应于汉人的“分际”。

  “际”,界也。汉人所言“分际”之“际”,是对战国以来“天人之分”中“分(职分)”之语义的进一步补足。相对而言,“分”偏重于人之作为的边界而不表述与他物的关系;“际”则指物各有其边界但又指向会合。《说文·阜部》:“际,壁会也。”段玉裁注曰:“两墙相合之缝也。”要之,“分”“际” 核心义素皆为“边界”,但“际”更多了一层基于界限而相接的内涵。由此可以看出,汉人于战国以来“天人之分” 一语后加“际”字,背后反映的是其致力于沟通天人的思想趋向。

  从“学”一方面而言,继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初儒术又兴,其中主流即学者所谓的“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这一股潮流终至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隋书·经籍志》“纬书”类小序曰:“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其中,“说者”所云一句,是在叙述谶纬之源,指纬书所出的“前汉”时代说经者之言。其论“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是说在西汉谶纬学家看来如此;“表章六经”者,其大旨也就是“明天人之道”,亦即“天人之学”。这是汉代儒家经学的主干。从“政”一方面而言,据《汉书·公孙弘传》,元光五年汉武帝策诏诸儒曰:“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公孙弘在奉此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但他在此次对策中并未纵论天人,至其得用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引“天人分际”说法之所自出。我们认为,此数句虽载于公孙弘奏折,但其反映的恐非其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汉武帝的意志。事实上,只需一观前引“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即可知无论是“天人之道”还是“天人分际”,汉武帝一朝政治话语中的“天人”,其端皆在于天子的主动倡导。

  要言之,以政统学,诏书律令者乃“明天人分际”;以学论政,“六经”之叙乃“明天人之道”。由此再来反观太史公之著史,据其《自序》:“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五帝本纪》:“百家言多不雅驯。”《孔子世家》:“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刘咸炘据此总结史公之意曰:“信《六艺》,表孔子,正百家。”史公之作可谓与汉武帝一朝“表章六经”以“明天人分际”的政学两界主流思想完全一致。

  如前所论,“际”与“分”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有基于界限而相接的内涵。故史公于“天人分际”的说法中,不采“分”字而专言“天人之际”,进一步反映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思想的把握。而“封禅”大典,即“天人之际”之大者,亦为汉武帝一朝政学话语荟萃之极。对于这一大典的意义,《史记》收司马相如《封禅颂》有云:“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结合我们的整个分析,可知所谓“天人之际已交”,其内在思想意蕴在于,天子(汉武帝)的作为合于其“职分”而达到天人“界际”之极,乃可得以上“交”于天,此即汉人心目中“天人合一”的中心要义。对这一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当他不能参与“封禅”大典的时候,甚至“发愤且卒”,因以托付“究天人之际”的修史重任于其子司马迁。司马迁即踵其事而完成《史记》这部史学巨著。

 

  (本文获东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2232019H—02)资助)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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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成富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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