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增强技术（Augment Reality）（以下简称“AR技术”）作为“数据空间”重要媒介实现形式，近年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新闻传播学界对于AR技术，不仅关注它在物质域技术层面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思考这一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变革。红色文化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因此，探索和分析如何利用AR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红色文化，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与实践活动。

　　增强现实的技术基础：跟踪、显示、交互

　　现实增强技术是将客观世界的真实环境和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环境作为二分的两端，接近“真实环境”的技术是“增强现实”技术，接近“虚拟环境”的则是“虚拟现实”（Visual Reality）技术，而介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则为“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其中跟踪注册技术、显示技术以及人机交互技术是AR技术得以实现的三大重要技术群。

　　第一，跟踪注册技术的功能目的在于“实时定位”，建构虚拟信息同真实世界之间的位置关系。简而言之，即虚拟信息建构出的“茶杯”，如何能够“真实地放置”于现实空间的桌子之上。就当前技术发展而言，跟踪注册技术的具体实现形式有三种：基于传感器、基于计算机视觉识别、综合传感器与视觉识别的跟踪注册技术。第三种跟踪注册技术的综合效果最优，是目前使用较广的跟踪注册技术。

　　第二，显示技术的功能目的在于向使用者呈现渲染处理后的虚实融合世界。目前显示技术及其相关设备主要有四种：头戴式显示设备，俗称为“AR眼镜”；计算机屏幕显示设备；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显示设备；投影显示设备。综合考虑各种设备的使用成本、使用场景、信息处理能力、便携性以及用户友好度等因素后，智能手机成为目前较为合适的显示设备终端。

　　第三，人机交互技术的功能目的，是实现并优化人与虚实环境之间的互动及体验方式。智能手机由于技术物质性的限制，目前只能将传统人机交互技术、语音识别交互技术和触控交互技术进行融合应用，而动作识别技术以及眼动追踪的交互技术则更适合于头戴式显示设备端。

　　红色文化的逻辑转向：从“线性叙事”到“整体场叙事”

　　媒介“物质域”层面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其“意识域”层面的叙事逻辑。诞生于印刷媒介技术环境下的近代文学，在20世纪以前受到亚里士多德、牛顿、笛卡尔的“绝对时空”观影响，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以一维时间为主导的线性叙事逻辑。在爱因斯坦“时空相对”理念的影响下，巴赫金提出了文学的“时空体”，文学的叙事逻辑出现了一种空间叙事转向。在诸如电视、电影、3D电子游戏等媒介的影像技术推动下，空间叙事逐渐得到重视，并且逐步发展出了多线叙事逻辑。然而就媒介技术本身存在的技术边际而言，“数据空间”媒介语言之前的媒介叙事逻辑，总体上是一种以二维平面为“信息数据的组织方式”的“线性叙事”。虽然影像媒介技术甚至是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系列时空的视觉与叙事冲击，但其仍旧是一种基于主观空间想象的、以“线性叙事”为主体的叙事逻辑，终究无法突破二维平面媒体的技术物质性限制。

　　而“数据空间”及其相关媒介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信息数据的组织方式向实体空间方向发展，为文化的叙事逻辑实现从二维主观空间想象的“线性叙事”，到三维客观空间体验的“整体场叙事”转向提供了物质技术层面的可能。虽然VR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整体场叙事逻辑”，然而其与AR技术间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场景：VR技术是将使用者放置于受限制的小范围行动的真实物理空间内，通过VR技术所提供的全景虚拟场景，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基于“主观空间想象和体验”的沉浸式传播环境，主要是在“此时此地”去感受“此时彼地”或“彼时彼地”；AR技术则是将使用者放置于大范围自由行动的真实物理空间内，通过AR技术将虚拟信息叠加融合于现实空间场景，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基于“客观空间想象和体验”的沉浸式传播环境，主要是在“此时此地”去感受更为丰富深入的“此时此地”或“彼时此地”。

　　结合我国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影像资料、影视作品、真实展品陈列说明等一系列文化载体或媒介，其总体上遵循的是一种“线性叙事逻辑”。在非“数据空间”的媒介环境下，我们只能基于平面信息数据的组织方式，通过线性叙事的主观时空想象和体验，去感受红色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很难立足于真实的物理文化空间，从而产生更为深层的互动体验。在以AR技术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数据空间”下，使用者能够基于整体场的叙事逻辑，在真实物理空间内组织信息数据，对红色文化进行一种“客观空间想象和体验”，参与到真实的物理文化空间中，与其产生更为深入全面的互动。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为例，在2017年完成新一轮场馆改造后，为了实现文化遗址保护，其场景复原区引入AR技术，以“整体场叙事”的方式，让游客以AR眼镜为中介，同复原场景进行深入互动，帮助游客了解中共二大召开的历史和相关革命先驱的故事，感受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

　　“人—景”关系与传播效果的优化：从单向传受到双向互动

　　通过对AR底层技术逻辑与叙事逻辑分析可知，传统的红色文化博物馆、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AR技术的耦合，可以将传统物理空间优化为互动性、场景性更强的“数据空间”，成为红色文化深度传播的得力场所。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中国红色文化景区的“人—景”关系与叙事逻辑建构，本质上由大众传播模式所形塑，即“景区实物（信息传播者）—信息提示辅助（人工或智能导游、文字、声音、传统或简单互动视频等媒介）—研学者（信息接收者）”这一“单向线性传播”关系。在这样一种传播模式和“人—景”关系中，研学者由于媒介技术本身的限制，成为“被动的故事倾听者”。景区通过“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将红色文化的相关信息内容传递给研学者，研学者作为故事的“单向被动倾听者”，很难同景区之间产生更为深刻的互动。

　　然而，在“数据空间”的媒介环境下，AR技术对景区与研学者进行了双向技术赋权，形成了一种基于和延伸互联网传播模式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景区通过AR技术将关涉该地红色文化的信息数据与真实空间相融合，以更为丰富、立体、多样的方式建构出独一无二的双向互动叙事空间，并且能够通过对研学者反馈的实时数据进行分析，了解研学者在景点各地的停留时间、相关AR场景的使用人次等信息，进而分析传播效果。另一方面，研学者可以通过AR技术的辅助和引导，以“主动的故事参与者”身份，“跨越”时空，深度参与到景区的文化传播与传承之中，用全感感知相关红色文化的真实空间场景，摆脱单一的视觉束缚，回归到现实空间的探索实践中来。

　　在“数据空间”的媒介环境下，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建构，可基于和利用AR技术本身的特性，为我们去讲述那些能参与、可互动、有共鸣、感同身受、符合真实历史的故事。如此，我们能更好地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承方式，优化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

　　【本文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横向课题“互联网时代中国红色文化建构与传播研究”项目（2020K20166）经费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