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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
2021年03月10日 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遥 字号
2021年03月10日 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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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凡将斋主人,浙江鄞县人,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

  马衡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他的治学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训诂考据、实事求是的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采用了近代考古学等科学方法,以丰富和改造传统的金石之学。尤其是他突破了旧金石学者的书斋式研究,开始重视实地调查发掘,主张对出土古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等信息进行准确记录,并有效保护原建筑物。在马衡看来,考古对象虽然分为地面文物与地下文物,“地面上的东西,找起来固然容易,但是毁坏起来也容易,所以存留的就不多;地底下的,找起来虽然比较的难一点,可是保存得好,发现出来是有系统的”,所以特别强调“要讲考古,是非发掘不可的”(《考古与迷信》),并认为中国海陆域内的地下文物即是一部“地下二十四史”,主张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打开更重要、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

  创建北大考古学科

  1922年2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率先成立考古学研究室,是为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考古学机构,由马衡担任主任,同时特辟陈列室,陈列本校所藏的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马衡上任后,又陆续外聘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今西龙等人为考古学通讯导师,并多方搜求古物。不过由于研究室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开展探险与发掘活动,只能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零星材料,故难以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为此,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复于1923年5月于考古学研究室下设古迹古物调查会,“专以调查全国关于考古学上之材料为任务”,由马衡任会长,计划先从调查入手,待经费稍有余裕,再行组织发掘团。次年5月,古迹古物调查会更名为考古学会,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以“考古学”命名的学术团体。学会仍以马衡为主席,马衡、沈兼士、陈垣、李宗侗、袁复礼(代顾孟余)五人为常务干事,另有叶瀚、陈万里、韦奋鹰、容庚、徐炳昶、董作宾、李石曾、铎尔孟等会员。根据章程,学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会员组织“除考古学家外,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等各项专门学者,与热心赞助本会会务者,协力合作”(《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开会纪事》),其具体实行方法则分为探险、发掘、鉴定、修理、保护、记录、出版七种,并提出与国内外各同志团体互相联络。

  1923年8月,河南新郑、孟津掘获周代器物甚多,其中包括不少青铜重器。9月,马衡即代表北大国学门前往两地调查,于新郑考察了古器物百余件及其出土情况,于孟津购回出土青铜器90余种、630余件,其中大半为车饰。并携回古物拓片、照片多种,还撰写了《调查河南新郑出土古器报告书》《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书》。尤其是前者,详细记载了古物出土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绘制了发掘图,并对其作了具体说明。作为北大考古学会开展的第一次调查活动,新郑、孟津两地的古物调查虽不属于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但马衡所做调查及其《报告书》所述各项内容已包含了近代田野考古的成分。

  此后,马衡又数次赴洛阳汉魏太学遗址等地调查,发现并购回一批汉魏石经残石及拓本,为学校购得一些车器。考古学会会员徐炳昶、李宗侗、陈万里、顾颉刚等人亦先后调查并保护了北京西郊大宫山大觉寺明代古迹、碧云寺古冢、圆明园文源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等。

  通过会员的搜集访求,以及中外热心人士的慷慨捐赠,截至1929年春,考古学会已收藏古物“金类二千件,石类二百又五件,甲骨六百五十五枚,玉类七十六件,砖类六十九件,瓦类百十一件,明器、陶类三百四十五件,封泥百七十七枚,壁画五十七方。其中有商周彝器、车马饰,汉石经、黄肠石、封泥、画像石,汉魏带字瓦片,汉唐明器,汉至明代铜镜,石赵刻石,六朝至宋代墓志,希伯来古文字刻石,北魏至唐造像,经幢,历代钱币,还有新石器时代古物”(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学会还收集、制作了不少标本模型,用于教学、研究与收藏。如东北及朝鲜诸地古墓模型、燕代陶器纸型及故宫博物院之新嘉量、《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洛阳出土之石磬、河南出土之唐代明器等(傅振伦《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此同时,考古学会还在古物陈列室的基础上增设了石刻室、照相室、传拓室等,以方便史学系学生实习及校内外人士参观与研究。

  发掘燕下都遗址

  燕下都故城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城东南,为战国时期燕国都城,是目前已发现的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下都遗址保存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故城内外历年皆有古物出土,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和文物贩子的觊觎。

  1929年,为了阻止私人盗掘,马衡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尹默商议,将河北作为北大考古学会的考古基地,并于当年11月偕傅振伦、常惠对燕下都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次年3月,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燕下都考古团”,马衡为团长,团员包括傅振伦、孟桂良、常惠、王庆昌、庄严、王宪章等人。考古团于4月底到达易县,经考察决定先就老姆台进行发掘。

  老姆台台基占地二十亩,高八米余。台上墙垣痕迹尚存,西北隅缺口,似为门迹。中央土阜直立,高约二米,下周十米,其上平正,整体为截头圆锥体形,似为某种古代建筑,当地人呼之曰塔。台之南面分为三级,高二至三米、宽二至五米不等。其他诸面层坡颇不整齐。发掘活动初分台上为四区进行,东北部为第一区,东南部为第二区,西南部为第三区,西北部为第四区。后又开掘台下北面苇塘东部之地,为外一区,复于台东三百余米之东岗上开掘数处,为外二区。发掘工作自4月27日起至5月31日止,共计三十五日,每日雇工多至四十余人,少则十余人不等,每有一物出土必详记其情形。

  这是北大考古学会自成立以来开展的最大一次考古活动,亦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尽管遭到孙殿英勾结当地地痞的威胁与破坏,使得发掘工作仅持续月余就不得不宣告中止,但考古团在燕下都仍取得了不少成果,共出土历代古物二百零一袋又二十六箱,包括陶器、石器、铁器、瓷器、钱币、兵器、砖瓦、瓮棺等,其中以燕国者为最多,而建筑品又居其大半,为学者研究燕国乃至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并为日后燕下都遗址的全面发掘和保护打下了基础。此后,燕下都遗址经历次考古发掘,累计出土文物数万件,并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在2001年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维护学术主权与文物安全

  在与国外学者进行考古合作的同时,马衡十分注意维护我国的学术主权与文物安全。马衡曾说:“学问这件事,原来是世界的,是人类共同的,本来不分什么国界。可是研究中国史,搜集中国的史料,是我们中国人应尽的天职,也就是应有的主权。若是我们都放弃了不管,让外国的无论什么人,来替我们‘越俎代谋’,已经是件可耻的事,结果如把中国的史料搬空了,我们要研究本国史的人,都要出洋留学,那岂不是一件笑话。我希望大家一面谢绝人家的代劳,一面要自己努力的去干呀!”(《考古与迷信》)

  1927年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达成协议,获准带领一支外国探险队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消息传出后,随即引发中国学者的强烈不满,群情激愤,仿佛二十年前敦煌文物外流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行开展考古发掘并带走古物标本,从事所谓“学术的侵略”,马衡积极联络并运动北京学术界同人一起抵制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3月5日,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北大考古学会、清华国学院、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会、地质学会等十余家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采集诸事宜。与会学者拟定了针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调查发掘活动的六项原则,并发表了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与会团体还组织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更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以协会的名义向北洋政府及斯文·赫定交涉。在交涉过程中,马衡与刘复、周肇祥、袁复礼、徐炳昶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十余次艰难协商,中瑞双方最终达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十九条,决定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于4月26日在北大国学门举行签字仪式。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以我国为主导,与外国平等合作组成的大型科学考察团,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刘复称之为“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并为日后我国与外国考察团签订合作契约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先例与典范。如1929年2月,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欲在蒙古地区进行第五次探险考察,马衡与刘复等人即以此十九条协议精神为基础,提出一份协议草案,与考察团代表安德鲁斯进行谈判。因双方对采集品中重复标本的判断及归属问题意见不一,致使协商一度破裂。后应美方请求,谈判再度重启,双方终就合组考察团一事达成一致,由马衡与安德鲁斯在北平团城签订协议。

  此外,马衡等学者与美国、日本等学界积极开展中外交流合作。如1925年春,华尔纳率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来到中国,欲对甘肃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并打算与北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华尔纳邀请北大国学门派人参与考察活动,作为两校合作的初步尝试。经福开森介绍,马衡与沈兼士选派北大考古学会的陈万里参加美国考察队,一同赴敦煌考察,并借此机会保护文物。

  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马衡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至故宫博物院,因而未再主持大型的考古发掘,但他仍尽自己的力量继续支持和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并参与了一些考古调查活动。可以说,马衡作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洵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与奠基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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