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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守“集部之学”的固有传统
2021年01月25日 08: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成晴 字号
2021年01月25日 08: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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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诗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近年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检视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来径”,同时也积极思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性。通览多篇评议、笔谈后,笔者认为仍有一个问题未被诸家论及,有待提出和讨论,那就是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之前,我们固有的“集部之学”的研究传统,究竟能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平心而论,答案是肯定的。概言之,承守“集部之学”的传统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角度。

  重视“大经大典”

  “集部之学”依托于传统社会人文、社群、观念的整块文化土壤。我们在过去百年的疾风骤雨中匆遽变身,因此未曾顾及对传统学术进行和风细雨般的现代转化。随着时间线的延长,根植于传统社会一些共识性以至“日用而不知”的学术思想,在后来所面对的已不是“不解”,而是“误解”,甚至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钱基博是近现代明确标举“集部之学”的学者,并自评他与钱锺书“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他的这一提法也是渊源有自的,古人很早便意识到集部研究也有着自洽的体系,明人祝允明便曾说:“凡典册不越经史子集,集亦学也。或以为为文尔,集固独文,其间用有与经史同焉,又乌可以不博。”(《答张天赋秀才书》)

  翻检古代学者的读书日录,可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于集部所批读的别集、总集,皆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部书。如黄震《黄氏日钞》记载其读“韩、柳、欧阳、苏、曾南丰、王荆公、黄涪翁、汪浮溪、范石湖、叶水心”之文集,何焯《义门读书记》载有读“昌黎集、河东集、欧阳文忠公文、元丰类稿、文选、陶靖节诗、杜工部集”之札记。钱锺书曾自述:“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从《管锥编》中,我们也能发现,他集中讨论的也是中国四部典籍中的“大经大典”,对于很多杂书,不过取来作为经典某处的注脚。

  随着学界对21世纪前20年古代文学研究兴味下移、琐碎的猛省,多位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应回归经典研究的呼吁。比如,刘跃进认为:“今天研究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文学历史,必须重新回到经典,回到中国立场。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选择。”(《中古诗学研究三人谈》)对经典的研究水准,既是学者个人学术境界的体现,也是学者所处时代学术水平的标杆。因此,传统“集部之学”对“大经大典”的重视,对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稔知文献原貌

  文献是“集部之学”的文本基础,而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集部经典,是历经传刻、整理、校注之后的文本。每一次的传刻、整理、校注,都使这部经典获得“续命”,不过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剥离经典的本来面貌。陈尚君在校订、新编《全唐诗》的过程中,已对唐集的变貌有了颇多重要揭示,如他的《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等。笔者也曾撰文指出,传世的唐集文本,诗题、题下注、题序之间,实际上存在颇多错乱,其产生的原因即唐写本在后世传抄乃至衍变为宋刻本的过程中,作为题下注释的小字渐渐被抄刻作大字,并最终被羼入大字诗题。(《文本义例视域下宋刻〈杜工部集〉诗题、题注之复原》)

  这类问题在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唐代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以近乎“惊人”的程度存在着,然而历来研究者皆未系统地揭示这一问题。加之由于唐集宋刻本的权威性影响力,历代学者尊信宋刻本便是唐集的文本原貌,而不去质疑宋刻本很可能只是将已经讹变的唐集抄卷加以“定型化”而已。此义既明,则文学史上很多问题比如“诗—事”关系、诗歌长题的衍变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辨明义例流别

  在《〈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钱基博对“集部之学”的几个特性有所论及,分别是“昭流别”“写有提要”“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钱氏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如桐城派古文的体式流变,阳湖派恽敬、张惠言何以与桐城三家不同等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抓住传统文本分析的两个关键词:义例和流别。单篇文本有单篇文本的义例,汇次成一部文集后,又会赋得文集之义例(如集名例、以别集为子书例、压卷例等)。周裕锴认为,“阅读古代文本须知其‘义例’,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一个良好传统”(《通读细读、义例义理与唐宋文学会通研究》)。知义例是基础性的第一步,并可进而通过一些基本的义例通则,发明形而上的义理。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已经积累了厚重的“义例学”成果,完全可以移用于集部文献义例的研究。

  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对文学史流别承变的透彻把握,也是传统“集部之学”的重要关切。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钟嵘的《诗品》到唐人集序的“述文变”、宋人的“宗派图”,其内在文艺心理与古人重视源流、谱系的文化心理究竟有何关联,在当下仍有值得横向推阐、纵向探赜的空间。

  激活传统著述体式

  “集部之学”固有的著述体式是颇为丰富的,但很大一部分在当代的学术环境中已渐销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评价机制对“著作”的界定具有排他性,书名冠以别集、总集的“研究”便是著作,而某一别集、总集的“校注”便不算著作,而被归于古籍整理。回顾百年之前,尤其是学问征实的清代,集部研究成果的大宗便是历代文集的整理校笺,如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等。在这方面,百年来几代学人踵继接力,不断有别集整理的精到之作问世。

  集部专门著述在四部分类中大都收入“诗文评”一门之中。《文心雕龙》《诗品》之子书体,《本事诗》《唐诗纪事》之杂史体,《六一诗话》之诗话体,最具有代表性。这类著述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尚多有经典著述出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钱锺书《谈艺录》、唐圭璋《宋词纪事》等。在20世纪下半叶,也有多位前辈学人勉力承续,如钱仲联《清诗纪事》,但囿于学风转移、学人根柢不继,此类著述渐渐便成空谷足音了。

  另外,研究集部并不一定只是援用集部的单篇文本或整部著述的体式(如诗话、评点、序跋),史部的笔记杂著类的札记之体,实际上颇便于记录心得、存留见解。很多时候,古人“集部之学”的单种著述,也完全可以推阐而发扬之,成为当下集部研究的新疆域。傅璇琮主持《唐才子传校笺》完成后,推延体例,又邀约学人撰写《魏晋才子传笺证》《宋才子传笺证》《明清才子传笺证》。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著述体式有别于正史《文苑传》,是专为诗人作传的,循其体例,自然可以扩展到前后朝代而勒为专书。历代“才子传”系列正是在当代学术生态中以传统著述体式呈现研究进境的范例。

  顾炎武曾论著书说:“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古人未就、后世不可无的著述,其实是所在多有的;循“集部之学”固有的著述体式而从事著作,既可摆脱从论文到论文集这种有些单一的学术成果产出模式,也能站在另一维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承守传统“集部之学”,还要求研究古代文学的学人,应该能够写出工稳、合规的旧体诗文。这在当下看似门槛很高,实际应是文史学者该有的基本功训练。内具文学感悟力,外具文言驾驭力,大约才可称得上古代文学研究层面的“知行合一”。当下,也有学人在学术写作时延续古法。瞥观所及,杜泽逊近年付梓的《书林丛谈》就有多篇文言学术写作,文气颇为从容,如《〈天津文献集成〉序》缕述地方文献的流别,恰得书序文体之旨。

  总而言之,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隔膜日甚。在鼓励学术创新的同时,也宜给“集部之学”等“旧传统”以空间,并在承守、延续这些“旧传统”的过程中,努力探寻返本开新的契机和可能,这样才可使传统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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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成晴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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