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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中的回归
2021年01月04日 08: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旭鹏 字号
2021年01月04日 08: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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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呈现出“转向”(turn)与“回归”(return)层出迭见的现象。一方面,各种“转向”交替显现,如对当前史学影响甚巨的全球转向、空间转向和记忆转向,以及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情感转向、数字转向、动物转向等。另一方面,各种“回归”也接踵而至,如长时段的回归、普遍史的回归、观念史的回归、革命史的回归、政治史的回归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转向”意味着趋新或变化,那么“回归”则是对旧有史学现象和方法的重新审视和再次利用。在众多的“回归”中,历史理论的回归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历史理论兴起与衰退

  历史理论一般又称作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在西方,历史理论的脉络悠长。古希腊罗马的崇古信古说、基督教的末世论、中世纪的普遍历史观念、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进步主义,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理论的表现形式。19世纪,历史理论随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兴起达到鼎盛,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认知和理解历史进程的宏大体系。不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以狭义的普鲁士和广义的欧洲为制高点的,人类的历史在这一体系中被理解为由低级到高级的线性演进,欧洲理所当然地位居人类历史进化的顶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而带有浓郁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进入20世纪,历史理论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里得到发展。两人挑战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不再将欧洲视为人类历史的主叙事和终点。在斯宾格勒看来,不论是西方的历史还是其他地区的历史,都孕育在各自独有的文化和文明中,也都会历经起源、生长、成熟和衰败的周期性过程。因此,西方并无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权,“西方的没落”同样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也是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汤因比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是平行和等价的,并无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人类历史的发展将遵循多线而非单线的逻辑。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试图拆解源自黑格尔的那种“大写历史”(History),以一种对历史的多元理解去应对西方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和文明危机。

  令人诧异的是,历史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旋即衰落,遭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冷落。学者们对普遍而宏大的历史问题兴趣不再,对何谓历史的探究逐渐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历史学。究其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又是历史研究本身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历了一个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缓和让人们暂时搁置了历史的走向和未来等终极问题,转而去关注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对一些思想家而言,19世纪以降的那种科学与理性的历史愈发成为一头压抑个性和多样性的总体性“巨兽”,其鲜明的目的论也似乎让人类无法摆脱被命定的归宿。为此,他们反对宏大叙事和决定论,倡导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规划被进一步摒弃。同样,对历史学家而言,一元单线的历史有着明确的终点和不可逆转的目标,身处其中的个体除了期待之外并无能动性可言,这不啻一种卡尔·洛维特(Karl L?觟with)所谓的“世俗化的末世论”(secularized eschatology)。因此,历史学家亟须打破这种强硬的统合了各种历史的“集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历史,去展现鲜活的、多样化的,以及包含了个体经验的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关注底层和提倡“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兴起,一度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总的说来,除了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抛出“历史终结论”外,历史理论再无更大的影响。

  历史理论探讨悄然回归

  然而,最近十年来,历史学家重新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表现出强烈兴趣,对历史理论的探讨正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2010年,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发表《普遍史的回归》(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一文,宣称古旧的普遍史将在未来50年再度流行,而回归的形式则是他所宣扬的大历史(big history)。早在2004年,克里斯蒂安就出版了大历史的奠基之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系统提出了大历史的理念与目标。2017年,他的新著《起源:万物大历史》(Origin Story: 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问世,从创世神话的角度再次诠释了大历史的当代价值。就其本质而言,大历史表现为一种重构宏大叙事的努力,它既是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对人类历史未来走向和命运的思考,体现了其对历史理论问题的独有兴趣和深入思考。

  似乎是与克里斯蒂安形成呼应,2012年,哈佛大学思想史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发表《何谓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一文,强调从长时段去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现象,进而重建历史与整体性的必然关系。两年后,他与乔·古尔迪(Jo Guldi)合作撰写了《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再次重申长时段的回归,号召历史学家不要沉迷于细微琐碎的史学考辨,而应将眼光投向气候变迁、国际治理、社会不平等这样的时代重大问题,并借助宏大叙事重塑历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显然,在阿米蒂奇那里,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涉及更具学科特点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关乎更具现实性的历史理论问题。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庶民研究”学派的开拓者、后殖民史学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2019年出版了新作《文明的危机:对全球史与星球史的探索》(The Crises of Civilization: Exploring Global and Planetary Histories)。他对文明危机的考察,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文明这一主题的偏好一脉相承。不过,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不同的是,查克拉巴蒂所探究的“文明”不是某一具体的文明,而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甚至超越了人类的从星球意义上而言的文明。他指出,作为地球上的居民,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或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来自气候的恶化。这一双重危机对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构成了巨大挑战,而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建构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空间上不再以人类的活动轨迹为中心,在时间上则以更加宏阔的“人类世”(Anthropocene)为基点,具有典型的“后人类”特征。

  历史理论回归有其根源

  历史理论的兴起与社会的危机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人们对这种危机与转型的自觉反思,以及为了提出因应之道而对未来进行的设想和规划。西方历史学家对这种代表了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历史理论问题的再次关注,同样可以在近年来西方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危机中找到答案。

  首先,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危机,而这些矛盾和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会带来全球性的不良后果。比如,令人担忧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和环境恶化问题,等等。上述危机促使西方历史学家重新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义及合理性,历史理论问题因而受到重视。

  其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动荡与不安。不仅如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这对西方引以为豪的政治和文化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状况也推动历史学家去重新考量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态势,并重新评估人类历史统一性背后的动力与机制问题。

  最后,后现代主义、当下主义和短期主义对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持续解构。在这一情景中,人们将难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从而加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而确定性的丧失,将进一步加剧当前的社会危机。人们因而需要新的宏大叙事,借此重建历史的整体性,并获得值得期待的未来。以上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历史理论问题在西方史学界的再次兴起。

  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界的回归,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提出者多为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与此不同的是,历史理论的思考者和提出者多为实践中的历史学家。比如,提倡普遍史回归的大卫·克里斯蒂安此前一直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号召重返长时段的阿米蒂奇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浸淫多年,考察文明危机的查克拉巴蒂则是南亚史研究的知名学者。这表明,历史学家不再仅仅满足于书斋中的学问,而是渴望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的变革。其二,历史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问题紧密结合,难以分割。此前,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分野相对明显,前者被认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才属于历史学。但是,考虑到历史学疆界的拓展以及历史学家参与社会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历史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问题愈发纠合在一起。以大历史为例,它不仅涉及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结构框架、叙事视角等历史编纂问题,而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样,对历史时间的研究除了要考察过去与现在的分离、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等历史认识论问题,还要分析历史性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演进模式)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历史本体论问题。

  总之,从历史理论在当下所体现出的这两个特点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家或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在保有其擅长的经验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对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之中。

  历史理论的回归虽然是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动向之一,但它对中国历史学家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尽管历史学家一向轻历史理论而重史学理论,但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问题有着天然的热情和持久的兴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更有志于将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融入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的探求之中,寻找它对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今天,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处时代的激流中,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思考和建构统合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新的理论形态,在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中尽到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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