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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华英文期刊中国典籍译介
2020年12月22日 07: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海军 字号
2020年12月22日 07: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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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为了向欧美更加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满足它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需要,当时在华西人创办了一系列面向欧美读者的英文期刊,通过在华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向欧美发回中国的现场报道。裨治文(E. C. Bridgman)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和丹尼斯(N. B. Dennys)创办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72—1901)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前者被誉为“有关中国的宝库”,后者被人称为“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两者在近代中国英文报刊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和平台。

  中国典籍译介是《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重要内容。裨治文、郭实腊(K. F. A. Gutzlaff)、卫三畏(S. W. Williams)等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丛报》上译介了近60部中国典籍。翟理斯(H. A. Giles)、庄延龄(E. H. Paker)、湛约翰(J. Chalmers)、阿连壁(C. F. R. Allen)等汉学家在《中国评论》上译介了60余部中国典籍。

  作为由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介意义重大,其中有些中国典籍译介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当时西方世界全方位了解中国国情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正是通过这些中国典籍译介文章,西方学者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学西传”影响之下,对中国典籍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前赴后继加入中国典籍译介队伍。尤其是1800年之后来华传教士,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和英国,如裨治文不仅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更是美国中国观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1847年,裨治文北上参加《圣经》汉译后,《中国丛报》实际工作先由裨雅格(E. J. Bridgman)负责;1848年卫三畏返华后接替裨雅格。这些美国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19世纪,美国和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汉学研究重镇,因此,这些英美传教士汉学家打造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较之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完成的儒学西传拉丁文翻译,对欧美文化产生的影响更大,有力推动了“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

  不过,《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上的典籍译介中存在较为频繁的误读和操控现象。误读主要是由于译者中文水平有限或译介时匆忙所致。《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者尽管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但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加上译介中国典籍只是他们工作之外的个人兴趣和爱好,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有些译者译介典籍时可能没有仔细研读原文,因而频繁出现误读。例如,《中国丛报》译介《红楼梦》时,将宝玉误读为女性,将贾雨村误读为贾府的家长贾政,且大量误读《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译介《三国演义》时,不但将《三国演义》误读为《三国志》,而且译述《三国演义》故事情节时也出现了不少误读,如将王允使用美人计铲除董卓译述成曹操使用美人计。《中国评论》译介《三国演义》时,将貂蝉“年方二八”误译为“Though she had attained her 28th year”;译介《智囊补》时,将“使马圉”(派遣养马的人)误读为人名“Shih Ma-yü”;译介韩愈传记时,将“人无信而不立”误读为“无信仰之人是无用之人”。操控则是由于译者受“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或为了达到某种译介目的所致。《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的典籍译者大部分是英美来华传教士,身处当时“西强中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他们大部分怀有比较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此外,为了争取他们国内政府和民众对自己传教事业的支持,为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合理性提供支撑,他们有意贬损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形象。例如,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译介“四书五经”时,肆意贬低儒家文化,逐一批判“四书五经”中的9部典籍,并不遗余力地批判和贬低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裨治文译介系列蒙学典籍时,认为《三字经》严重缺乏道德观念和宗教原则,《百家姓》里面的中国姓名书写方式不如西方,《千字文》不能达到育人之目的且令人生厌。典籍译介中的误读和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中国文化,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导致欧美读者对中国的误解曲解甚至歪曲。

  借古鉴今,我们可以吸取《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典籍译介成功的经验,同时,要避免不足之处。具体来说,中国文化要通过翻译桥梁成功“走出去”,一是应该挑选高水平、负责任、有影响的译介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根据时代语境的变迁,挑选译介主体时应该遵守“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鼓励和培养称职的中国译者勇挑重担,掌握对外译介中的文化主导权,在此基础上争取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汉学家的鼎力相助,这方面“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二是应该“择当译之本”,译介内容既要能够满足译介受众需要,更要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华,这样才能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真正价值。三是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异化策略为主,最大限度保留中国文化异质色彩,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达到中西文明互鉴之目的。四是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构建一条立体化的译介宣传途径,助推译作广泛传播,产生影响。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丛报》典籍译介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负责人、长沙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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