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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为墨的地理画卷
2020年10月16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红娟 字号
2020年10月16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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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记述了平帝元始二年时103个郡国的概况,尤可道者是它的郡国排序。有人说它杂乱无章,也有人怀疑它受到了兼有“由东方按顺时针方向转至北方”“自近而远”特征的“早期原型”的影响。那么,到底是“无章”,还是“有章”?若“有章”,“原型”又会是谁?这些问题关系到作者班固的逻辑、《汉志》的品质以及先秦两汉地理学的传承,很有探究的必要。

  有一种很好的探究方式,便是按图索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部分,是据《汉志》绘制,所以,它就是最好的“图”。只要按“图”逐一连接起83郡、20国,也就可以直观地“画”出《汉志》的逻辑。从整体上看,它们的走势表现出趋“近”、趋“中”和顺时针性。其中,“中”是东西南北中的“中”,“近”则是指与国都长安的远近。

  20国的情况相对简单。它们散落在长安以东,北起广阳,南至长沙,西线的赵国与淮阳靠近长安,淮阳的位置也大致居南北之中。于是,自赵国始,北上广阳,东至胶东,南折淮阳;再从淮阳出发,北上东平,东达广陵,南抵长沙,一上一下地形成了两个半圆,交于淮阳,连接成了个数字“3”。每个半圆的起点都靠近长安,是自“近”始;中折淮阳,上半圆起点赵国的位置也大致处于该圆的南北之中,是趋“中”。故其整体走势便是趋“近”趋“中”的顺时针环进。

  83郡的走势则更为复杂,也更加完整清晰地呈现出环进特征。京畿三辅是起点和中心,由此出发,东经太原至南郡、江夏至涿郡、渤海至会稽三列东麓列郡的波折后,转向南麓的桂阳、零陵、益州一脉,继而西进敦煌,北归上谷、渔阳诸郡,再东行至更外层的乐浪,南止于交趾,形成了中—东—南—西—北—远东—远南的整体走势。其特征是由近及远、从中至东的顺时针环进。

  两条曲线的基本特征一致,而20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完整的环进,只是因为它们都在长安以东,不能像83郡那样包裹着长安周转卷进。所以说,83郡的走势更完整,也更能代表《汉志》的“章法”。而且,这也将前学找到的“由东方按顺时针方向转至北方”“自近而远”的规律贯穿了起来。

  窥其“章法”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与之契合的“原型”。首要的查证对象自然就是先秦的地理文献,而且,一些文献中也确实出现了类似的“端倪”。比如《山经》,它的结构主体是南、西、北、东、中五山,故而又称《五藏山经》,而其逻辑曲线就很像字母“e”,不过是颠倒了笔序,止笔处居中而已。还有《禹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方位逻辑,走势是自北向东再向南顺时针转半圈后,折入圆心,再向西折出,继续顺时针地北转而止。很明显,它们都已具备了五方概念和顺时针逻辑,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趋“中”性和由近及远的特征。

  有趣的是,反倒看似与地理关系不大的《诗经》,却在“十五国”排序上显示出更多的共性。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历观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十四“风”,再加上很可能被省略了的“曹风”,便构成了异于今序的旧貌。

  经考察,此序或与周平王有关,排序的思想也大致有三:其一,“周南”至“王风”是以周兴克商至东迁的历史来为东周正名;其二,“郑风”至“唐风”是依中(郑)—东(齐)—南(缺)—西(豳、秦)—北(魏、唐)的方序编诗,旨在利用中顾四野的立场来向世人“宣告”东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其三,“陈风”以下,只是择小邦之“风”以为补缀。

  其中,第二层排序的方位逻辑与《汉志》极似。它也是从靠近政权中心的地方开始,以之为中,继而向东,再顺时针环进,唯因南无楚风而缺略。其“章法”竟全同于《汉志》,且又不再是《山经》《禹贡》那样的地理学“假想”,而是对现实邦国地理的真实“操作”。这也是目前可以察见的最早、最真实、最契合的“原型”。它与《汉志》的一致,以及班固杰出的诗学造诣,都有理由使人相信,它或曾直接、间接地影响过班固。他的郡国列序,就是将诗国地理的“方序要义”运用、转藏于《汉志》的结果。

  继之“方序要义”,再观诗国地理对于《汉志》的影响,豁然可见,前者并非唯一。“郡国篇”后,班固又在辑论刘向“域分”、朱赣“风俗”的基础上,拟分区划,条陈风俗,创作了《汉志》之“风俗篇”。其中就有许多对诗国地理之“区划要义”“风俗要义”的“运藏”。

  班固的风俗区划常以诗国为证,彰显并利用了其“区划要义”。如记“故秦地”,言“《诗》风兼秦豳两国”;记“河东地”,言“《诗》风唐、魏之国也”;记“宋地之济阴定陶”,言“《诗》风曹国也”。《诗经》的创作历时五百余年,诗国的概念也因包容了其间复杂的舆地变迁和文化交汇而内涵丰富,故以之为证,不但更易与纷繁交错的风俗区划相对应,兼也赋予了后者以更广阔的时空外延、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这样的引证不仅合适又巧妙,也让悠久的诗国地理的“区划要义”得以彰显。

  同样的妙用还见于班固的风俗论议对诗国地理之“风俗要义”的引证。如引“《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证故秦地“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引《出其东门》《溱洧》,证郑俗“淫”;引《还》《著》多“舒缓之体”,证齐俗“舒缓阔达”。征引范围遍及二南、王、郐以外的十一“国风”,足见用心。此举不仅为他的论议提供了切实的例证,扩充了汉世风俗的历史渊源,也极大地启发了后人对《诗经》之“风俗要义”的关注。而后,郑玄《诗谱》的风俗描述多与《汉志》“大同小异”,便是显证。

  此外,班固对诗国地理之“风俗要义”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先贤论议的引用上。

  《汉志》在中国史地学史上意义非凡,研究诸端中,其与前代史地学的关联又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格外重要。此番考察,大致窥见了诗国地理对于《汉志》的郡国叙述逻辑、风俗区划、风俗论议的影响,既让前者的地理“要义”得以重现,又让班固的“运藏”之举得以彰显。以此为引,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去探寻古老的先秦文献中,还有哪些史地学“要义”隐而未发;也可以拓展延伸,去考察作为汉代史地学丰碑的《汉志》是如何继往开来,在继承了先秦史地学思想智慧的同时,又将汉代史地学推向了新高。

  于《诗经》而言,《汉志》也不失为一幅诗国画卷的临摹之作,其意义并不啻于彰弥原作之价值,也为后人留下了观摩原作的视角和方法。《汉志》对诗国“区划要义”“风俗要义”的重视和利用,引发了后学对《诗经》风俗价值的关注,对《诗经》风俗学的发展有辟路之功;其对诗国地理“方序要义”的取鉴和传承,又是一个新的发现,或可为《诗经》史地学研究提供新的线索与启发。

  以往,王应麟、胡朴安等先学论及汉代《诗经》史地学、风俗学建树时,避谈《汉志》。吕思勉则看到了以《诗经》考证列国风俗政治的著述中《汉志》的“最为可贵”。如今看来,吕思勉的看法更为公允,而《汉志》之“可贵”,实也值得更多的探索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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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红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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