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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才培养看数字人文对新文科的引领
2020年08月28日 09: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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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美国有关高校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马上引起关注。实际上,新文科把新技术融入人文学科培养体系的主张,为学生提供跨学科视野的倡议,并非全新的概念。比如史学研究与数据学科的融合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早期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伯纳德·贝林在梳理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时,就指出量化研究必将影响史学的演化。他特别强调数据的重要性,认为这种方式能够挖掘历史事件中的“隐性”信息。在21世纪的今天,贝林所预测的未来已来,他所倡导的在历史研究中融合量化方法,将“显性”与“隐性”结合起来的做法,已成为新文科主旨的先导。

  首倡“新文科”概念的希拉姆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私立文理学院,在各种类型的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并不出色。在最初的版本中,新文科把移动学习当作亮点,学校为教师和学生配备iPad、Apple Pencil等方便移动办公的设备。这项名为“技术迷航”(Tech and Trek)的计划,迎合了年轻学生时刻在线的生活方式,试图把数字化的生存状态转变为技术与学习的共生关系。时任希拉姆学院校长罗莉·瓦洛塔于2014年入职,是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自她任职以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带领一所普通高校实现转型升级。毫无疑问,瓦洛塔倡导的新文科有弯道超车的意味,甚至有更加迫切和现实的需求:如何吸引“天生数字化”的一代年轻人进入希拉姆学院,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提供人文学科课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校的生存压力和财务难题。

  不管希拉姆学院版本的“新文科”着眼于“谨慎的技术导向”,还是旨在培育“面向21世纪的思想家与实践者”,它都与20世纪中期以来逐步成熟的“数字人文”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2018年,瓦洛塔校长在致全体学生的宣言中对“新文科”的表述更加成熟,将新文科给学生的赋能概括为五大版块:沟通技能、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系统思维和设计思维、数据分析技能。从数字人文的立场看来,这五个方面无一不是数字人文的优势所在。数字人文已经带来了传统人文学科在资料处理、研究方法、成果呈现等全方位的改变,也必将在“新文科”建设的路途中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以笔者相对熟悉的历史学科为例,全球史、环境史、口述史、公众/公共史学、医疗社会史等最近流行的史学研究流派都在彰显跨学科的趋势,这些史学研究方向都或多或少使用了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史料,也逼迫史学工作者启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这些不走寻常路的研究方法,正是“数字人文”擅长的路径。在数字人文的框架下,史料被重新定义、问题域得到了扩展、方法论超越了传统边界、表达方式有了技术媒体的参与,这与新文科所要推动的“战略性、创新性和融合性”不谋而合。

  当然,新文科的概念诞生于重视本科教学的文理学院,透露出相对于“数字人文”更具针对性的含义:着眼于21世纪的人才培养。所以,新文科谋求一种崭新的人文学科的课程体系。在希拉姆学院的案例中,新文科将整个文理学院当作一个试验场,由于有校长的鼎力支持,他们在新文科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丰厚的校友捐赠、年度预算的倾斜以及教师队伍的优化,甚至院系调整也没有遇到太多阻力。

  毫无疑问,在我国推行“新文科”建设,不能生搬硬套美国的经验。但就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而言,新文科与数字人文具有相互成全的趋势:新文科丰富了数字人文的范畴,而数字人文是新文科建设方针的落实。在新文科建设方针的指引下,高校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虽然要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但依然需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正如许多专家强调新文科之“文”的特质一样。这跟数字人文虽然推崇跨界的创新,但依然需要具备针对性的专业问题并无二致。

  在数字人文的时代,培养具有历史学科专业性的复合型人才,需要在高校课程体系与专业设置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加法与减法,这样才能兑现新文科的“新”属性。首先是加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技术素养统领下的史学基本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让人类实现了数字化生存,相应地,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也要主动迎接高新技术的弥散性介入。新文科当然不能削弱史学基本功的训练,但技术素养也要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中,让新文科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新技术+文科”,而是数字人文范畴下,落脚于“人文”,但彰显“数字”的知识生产过程。第二,计算思维引导的解决问题之道。新文科将能够赋予历史学者更多的工具,从而对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解释和呈现。数学、数据分析、测试、编码等技能,需要像现在的计算机操作技能一样,成为新文科方针下学生的基本素质。第三,项目式管理的资源配置。新文科建设要求学科重组、文理交叉,不是要将每个历史学家培养成无所不通的全才,而是要让他们学会与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协同工作。数字人文擅长项目式管理的方式,把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工作组中,为解决具体的问题各尽其能。这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工作常态。

  其次是减法。要注意避免以下两点,第一,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虽然新文科的培养路径需要有史学基本知识的支撑,但并不是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在项目式学习的氛围中,用“做历史”(do history)的学习流程掌握必备的知识背景。对于教师团队而言,需要减少填鸭式教学,减少就史论史的教学。第二,单向度的史学知识提供与呈现。历史教学不能只传授历史知识,而要让学生在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中运用知识,并学会多元化的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历史教学的发生也不应局限在课堂之内,博物馆、实习基地、网络平台等都能成为知识传授的场所。历史研究成果的发布也不能局限于专题论文,还可以包括多媒体产品,甚至App;从媒介上看,也不应只有纸质期刊,还可以囊括网站、多媒体等。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9年工作要点》,新文科建设需要实施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金课”。这样的“金课”对现有史学专业的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因应新文科建设的吁求,我们有必要开展面向高校历史专业教师的数字人文基本素质提升计划,通过讲座、在线课程、工作坊等多种形式,普及和提高历史专业教师队伍的数字人文修养。总而言之,我们不必拘泥于新文科的新旧之争,而应该牢牢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文对于人文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将我们的文科人才培育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为文化自信战略提供实质性支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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