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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结缘的中韩文学交流使者 ——对话韩国出版家、仁荷大学荣誉教授洪廷善
2020年08月13日 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黎明 字号

内容摘要:洪廷善教授是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学者之一,自幼便对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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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廷善,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人,仁荷大学荣誉教授。1953年,他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地区一个传统的汉学家族,幼承庭训,以《千字文》《孟子》发蒙。后进入韩国首尔大学国文学系求学,师从著名学者、诗人、韩国前文化部长郑汉模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韩国韩神大学教授、仁荷大学教授、仁荷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韩国文学与知性出版社社长等职。他著有《历史的人生与批评》《韩国现代诗论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的文学》《普罗米修斯的岁月》等多部论著和文学评论集,曾获大韩民国文学奖、宵泉文学奖、现代文学奖,获授红条勋章。在担任文知社社长期间,他组织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书籍,2019年8月荣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洪廷善教授是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学者之一,自幼便对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自20世纪80年代成为韩国文学与知性出版社主要成员以来,尤其是在担任该社社长期间,他积极推动文学与知性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出版,先后出版了鲁迅、巴金、王蒙、汪曾祺、莫言、张炜、北岛、吉狄马加、刘震云、李洱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和《陶渊明全集》《杜甫五言绝句》《李白五七言绝句》《苏东坡诗选》《韩愈文集》《西游记全译》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精心组织学者撰写出版了《老庄哲学》《中国历史地理》《辽东史》等一大批中国研究著作。此次折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很开心。

  作为洪先生的学生,从2019年8月起,我多次陪同老师参加中韩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和韩国的首尔、仁川等地与老师对话,听他讲述与中国的缘分、对中国的感情和理解。

  在我出生之前,就与中国结缘了

  徐黎明:我一直很好奇,您最早和中国接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洪廷善:应该是从我还没有出生就开始了。(笑)你知道,我出生在礼泉郡,属于韩国的庆尚北道安东地区,这是韩国最传统的地方。我的家族被称为唐洪,意思是从中国移居韩国的洪氏。按照籍贯又被叫作南阳洪氏,南阳就是中国河南的南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那个南阳。我们家祖上有一位华浦先生洪翼汉(1586—1637),是“三学士”(朝鲜反抗清朝的三位主战大臣)之一。我从小就听洪翼汉的故事。

  徐黎明:您确实出生在一个世代与中国友好的汉学家庭里。不过您出生时的1953年,韩国的汉学氛围已经没有那么浓厚了吧?

  洪廷善:不是的。我爷爷曾经以教授日本人汉文为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汉字,以及《千字文》《孟子》等典籍。说来好笑,我虽然是个韩国人,去上小学时,却一个韩国字都不认识。上学的第一天因此被同学嘲笑,哭着回家了。

  徐黎明:我知道韩国传统的汉学家庭以前是不学韩文的。燕岩朴趾源先生曾说“某平生不识一个韩字”。但没想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这样的家庭。

  洪廷善:在安东地区所谓的“两班”(指朝鲜李朝时代的文班武班官僚,后为贵族的代称)家庭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我爷爷从小就跟我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最伟大的文化,我们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向中国学习,受益于中国,今后也要向中国学习。所以,我虽然到4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孔孟老庄、李杜韩苏一直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史记》《资治通鉴》一直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徐黎明:这也是您在学术上一直希望探究韩国近现代诗歌与传统汉诗的关系,在出版方面非常支持中国古典在文知社出版的深层理由吧。这些年来,您一直提醒韩国文学界,韩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近代—西方—日本的一条线,也有传统—东方—中国的另外一条通道。

  洪廷善:是的。韩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中,从金忆到金素月、韩龙云、郑芝溶、赵芝薰,甚至当代诗坛大家黄东奎、郑玄宗,都有很好的汉学造诣。汉诗的意象、词句、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现代诗歌。只从西方—现代的角度来思考韩国诗歌,会遮蔽掉韩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不但不能正确地理解韩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诗歌的创作也是有害的。诗人黄东奎先生是英文系毕业的,做了一辈子英文系的教授,写的诗非常“现代”。但是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读得最多的诗集是《杜诗谚解》。所以2019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韩中诗人会议,我把主题定为“古典诗歌的传统与现代诗的状况”。

  古典的中国 革命的中国 文学的中国

  徐黎明:说到古典,我一直有一个印象,似乎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一提到中国,首先想到的都是古典的中国,甚至把它同现代中国对立起来。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误区。

  洪廷善:我想韩国和日本、西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是我们古代受中国的影响太深,二是现代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隔绝。这种隔绝带来了对当代中国的无知。

  徐黎明:您说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2年建交前的时期?

  洪廷善:实际上近代以来,韩中之间的人文交流就远没有之前密切。冷战时期更是如此,韩中分属不同阵营。我们能够找到的对当代中国的介绍寥寥无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硕士毕业后到韩神大学做了教授,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都仅限于记者李泳禧的《与八亿人的对话》和一些地下印刷的小册子。

  直到 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社会气氛才有了很大的缓和。

  徐黎明:在那之前您对当代中国的了解都不是很多?

  洪廷善:很想了解,但完全没有资料。我在大学时还听过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金时俊先生(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留学台湾大学,受业于台静农先生)的课,但是金先生教我们的是通修课“大学汉文”,讲的是中国古代诗文。我读过当时颇为流行的林语堂散文《生活的艺术》。在当时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我看来,林是很奇特、很布尔乔亚的。我在旧书店里偷偷买过一本郭沫若的《苏联纪行》,但并不知道这位郭沫若先生是作家还是学者。鲁迅的《阿Q正传》是读过的,因为收录在《世界文学全集》里。

  我在韩神大学国文系做教授时,和研究中国哲学的宋荣培教授交往比较多。有一天宋教授拿来一本书,里面有《小二黑结婚》等几篇小说,说是一个叫作赵树理的中国人写的,非常好,一定让我读一下。我跟宋教授说韩文翻译得不好——后来知道是宋教授自己翻译的,哈哈——宋教授就让我润色一下。后来出版的赵树理作品选,就是我润文的。

  徐黎明:那是韩国最早的一版赵树理作品集,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您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中韩建交之后?

  洪廷善:是在建交之前。韩国当时有一位颇有权势的政治家张德镇,很热心于对中国的研究,他创办的大陆研究所主动提供资助请我到中国访问,写一组专栏。我和MBC(韩国文化放送株式会社)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小组,从丹东到北京,再到河北,重走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朝鲜燕行使臣之路。当时韩中还没有建交,没有直航,我们只能先到香港,从香港飞到北京,然后到丹东。我根据路上的见闻和思考,在《京乡新闻》上连载《新热河日记》专栏。这一路用了一个多月,回去的时候,韩中两国已经建交了。

  徐黎明:所以您的《新热河日记》成了中韩建交后最早出版的中国游记,契合了中韩建交后韩国知识界极度关心当代中国的时机。我听很多师友讲过,这本书在当时韩国知识界影响很大。能否谈谈重走《热河日记》之路的缘起?

  洪廷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文学史家张德顺先生给我们讲《韩国文学史》。他是在中国东北出生的。张先生在课上说,如果有机会,他非常想重走一次朴趾源先生《热河日记》中走过的朝鲜使臣之路。张先生这句看似很随意的话,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张先生那个时代,韩国和朝鲜关系高度紧张,和中国是敌对阵营,重走热河之路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当时想,张先生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但在我的有生之年,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家中的教育,也让我想到中国亲自探访数量庞大的历史古迹。我一直觉得韩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对中国有种种无知和误解,我想直接到中国去,用我的脚走一走,用我的眼睛看一看。

  徐黎明: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您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关注中国革命。中韩建交后,为探访中国革命的足迹,您曾七次访问延安,并多次探访广州起义、海陆丰暴动、太行山八路军总司令部等遗址,还一度作为制片人携MBC团队拍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作为一个韩国人,您为何对中国革命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

  洪廷善: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激进的,对左翼进步文学非常关注,我的硕士论文可能是韩国第一篇研究左翼文学的学位论文——因此差点未能毕业。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左倾文学是文学界的主要潮流,我在首尔大学的师弟金思寅(现为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明仁发起“民众文学”“劳动解放文学”的时候,我参与了论争。1988年,代表性的左翼刊物《实践文学》复刊的时候,我是复刊编委之一。“民众”“革命”是韩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而中国革命在当时被很多知识分子看作世界革命的样板和韩国革命的主要参照系。我们当时对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的著作和李泳禧先生的介绍。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理想的革命国度。我们获知,当代中国在外交上追求道义,在经济上追求公平和对人的尊重。这让那时的我感觉到,中国是革命的、热烈的、公平正义而充满东方智慧与儒教仁义的。这些自然而然地和我对20世纪20—40年代旅华韩国左翼作家的研究呼应起来,与我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亚洲革命典范的认识结合起来,构成了我对革命中国的认识。

  李泳禧先生因为报道中国而多次被捕入狱,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他能得到的资料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而在冷战结束前后,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让我们这代人踏上中国的国土之后,必然要调整观念中的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距离。我多次到延安、海陆丰、太行山,也是想探寻中国革命的足迹,用实地的考察,具化同时深化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徐黎明:2005年,经多方努力,你与时任河北作协主席铁凝等共同树立了太行山朝鲜义勇军抗日文学碑。中韩建交以来,您多次来中国,似乎还有另一项使命——为了更多地了解20世纪20—40年代在华韩国革命家的事迹。

  洪廷善:这个也是和我的韩国文学研究在同一个脉络里的。从韩国左翼文学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韩国独立,有一大批韩国知识分子流亡中国,从事爱国独立运动和左翼革命运动。其中很多人,比如诗人李陆史、沈薰、李相和,小说家申采浩、金史良、金学铁等人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3年到现在,我多次到中国来探访他们的行踪,收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有一段时间,我和八峰先生(韩国文学评论家金基镇)的女婿白善基先生以及中国中央党校教授崔龙水先生一起,带着MBC的摄制组,多次到广州、海陆丰、天津、延安等地寻访韩国革命家金山(原名张志乐,因为埃德加·斯诺夫人、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著作《阿里郎》而闻名)的行踪。朝鲜革命家金山坎坷的一生,给我非常多的感触,也加深了我对中国革命复杂性的认识。

  在文学交流中理解中国、反省自身

  徐黎明:您在中国长时段的居住,就是2002年在吉林大学和2014年在南京大学两次担任客座教授吧?

  洪廷善:是啊,在长春和南京这两次都是6个月。相对长时间的居住让我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更多机会到中国各地去。

  徐黎明:我记得2014年在南京大学时,您一边旅行,一边为韩国报纸撰写《洪廷善教授的中国文化纪行》专栏,而且主要写江南周边地区。那时候您经常和我聊您的写作。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您对中国文化的记叙和理解。您在文章中介绍广州、南京、扬州、西安、泉州等中国名城的历史文化,并对“山西商人”“古镇与江南文化”“中国酒文化的发源与发展”等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虽然是以古代中国为主,但我注意到,您是以一个活在当下的韩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去介绍和思考古代中国的。在中国的当代现实中思考,又在思考中反省自身。

  洪廷善:你看得很准确。韩国有一些教授写介绍中国的文章,还是以古代文人的思维来写作,写诗酒茶和文物古迹。这些当然也重要。但我的专业是韩国现当代文学,我的视野,不应该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一样。

  徐黎明: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筹备中韩作家会议的时候,您很激动,您是觉得您对中国的长期关注和您的专业领域,终于有了一个重合的机会?

  洪廷善:是的。2006年的时候,时任乐园文化财团理事长的小说家金周荣先生找到我,说乐园文化财团此前赞助了为期十年的韩日作家会议,然后用了十年时间资助韩德作家会议,现在准备转到韩中作家交流上来,希望我能参与并负责。我就和评论家金柱演、金治洙、吴生根几位先生,以及首尔大学中文系的全炯俊教授一起作为发起人参与,我负责具体的组织筹备工作。

  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也非常感谢你和南京大学尹海燕教授、吉林大学权赫律教授等几位同仁十几年来辛勤、无私的付出。你们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同事。

  徐黎明:我想我们一是觉得这个活动有其巨大的意义,二是被老师无私投入的热情所感染。从2006年到2017年,您每年都要为中韩作家会议付出将近半年的时间,并且从来没有拿过报酬。为什么?

  洪廷善:韩中两国几千年来都是关系最密切的邻国,只是近些年交往出现了中断。而建交之后,两国之间的交流又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文化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交流是很少的。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心灵的艺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要尽快在韩中之间架起心灵的桥梁,让两国人民能够感知到对方的心灵和体温。所以我们把韩中作家会议的总主题定为“和平”,把第一届韩中作家会议的主题定为“创伤与治愈”。

  另一个让我积极投入的重要原因,是我作为一名韩国文学评论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发现韩国文学正在急速地萎缩并失去活力。小说过度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逐渐丧失了叙事性,诗歌走上了极度晦涩难懂的伪先锋的道路。我希望韩国作家在与中国作家交流的过程中,能更多地进行反省和学习。

  徐黎明:在我的印象里,也有很多中国作家表示要学习韩国小说的现代都市书写和诗歌写作中的知性与密度。

  洪廷善:那是因为中国作家足够谦虚,而有些韩国作家的反省能力不够。

  徐黎明:从2007年到2017年十年的时间里,两国各有百余位作家参与了中韩作家会议,随之两国多位作家的作品也因此被互相译介过去,无论是交流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卓有成就的。我同时也参与和观察过其他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发现中韩作家会议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会议上用大量的时间互相朗读作品,二是非常注重会后的旅行和私人交往。

  洪廷善:我不提倡作家见面之后空谈文学的理想和价值之类。何况当时的情况是,韩中两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还不多,与会作家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所以译介一些作品互相朗读,是最基本的事情。文学是人的文学,文学交流更是人的交流,和中国作家一起旅行、谈笑、餐叙,让我们彼此更加熟悉、了解,在心灵上有更多的交集。

  中国文学推介:回顾与展望

  徐黎明:每次中韩作家会议、中韩诗人会议,您都会亲自设计旅行路线,还会亲自去考察宾馆、餐厅,甚至饭后散步的小路和咖啡厅。这和文学交流有很大关系吗?

  洪廷善:我们韩国的作家太不了解中国了。所以我想每次带他们去不一样的地方看看,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一次开会,我带韩国作家去了上海、绍兴、乌镇,看繁华的都市和历史文化悠久的江南古镇,看鲁迅、茅盾出生成长的地方;第二次就有意带他们去了青海、甘肃,看高原、雪山、沙漠、荒原和黄河上游峡谷里的石窟。后来还去了福建土楼、武夷山,川北的剑门关古蜀道。我是想让韩国作家有一些震撼,知道中国的广阔、多元和历史沉淀的深厚。

  徐黎明:在您十几年来直接参与组织的中韩文学交流过程中,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您个人比较欣赏的中国作家是哪几位?

  洪廷善:十几年来,中国作家对韩国作家,对我个人的无私帮助和坦诚相待让我十分感动。我多次被邀请到中国作家的家中做客,这种对外国人开放的心态和深情厚谊让我难以忘怀。我把这些私人交往,都看作我人生中极为珍贵的部分。

  很多中国作家及其作品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实际上这也是我希望韩中文学交流活动一直办下去的理由。我很喜欢阎连科的小说,几乎读过他所有的韩译本。莫言最早是我们文知社介绍到韩国的,张炜、阿来、韩少功也是我喜欢的小说家。我组织韩国评论家讨论过张炜先生的作品,希望将来韩国文学界对阎连科、阿来、韩少功等的作品也有集中的讨论。

  诗歌方面,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我很愿意向韩国人介绍徐志摩和戴望舒,虽然因为韩文译介有限,诗歌又是在翻译中很容易失去的东西。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对中国当代诗歌做学术评判,但就我接触的中国诗人而论,舒婷、杨克、梁平、吉狄马加、王家新、陈东东、王小妮等,都是能给当代韩国诗歌带来很多启发的诗人。

  徐黎明:接下来在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新计划?

  洪廷善:我现在只作为顾问和股东参与文学与知性社的运营,不直接参与出版工作了。但我想文知社作为一家致力于沟通韩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出版社,作为一家以韩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己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社,将来还会更多地推介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择的标准,还会是对韩国当代文学的启发度,而不会考虑作品的市场价值。

  文知社多年来是有西方倾向的。因为文知社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学法、德、英、美的外国文学专家、评论家,在作品译介和文学判断上也是倾向欧美的。不只是文知社一家,韩国出版界的整体气氛如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我相信,当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中国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到韩国之后,韩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会发生改变,同时也会影响到韩国当代文学的创作。

  徐黎明:2018年,您从担任了40多年的教授岗位荣休,同时也不再担任文知社社长,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您感觉自己现在状态如何?

  洪廷善:刚退休的时候确实有些不适应,我20多岁做了大学教授,40多年来每天去学校研究室工作,习惯了。最近我在住所附近新布置了一个书房,每天去书房读书,整理一下积攒下来的书稿。每周末会有几位文学界的朋友和一些研究生来听我讲韩国诗歌史。现在我还在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两所学校上课,前不久,还担任了国际比较韩国学学会会长,等等,没有想象的那么清闲。

  徐黎明:还有中韩文学交流方面的活动……

  洪廷善:嗯,近期的计划,是把和中国相关的几本书整理好了出版。现在拿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更要认真介绍中国图书到韩国了。除了出版,最近几年,主要想做好韩中诗人会议,每年一次,邀请五六位中国诗人到韩国,与韩国诗人对话,做规模小一点,更深入一些的交流。韩中作家会议办了十一届,我想韩中诗人会议,也先以十年为期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韩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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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黎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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