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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视野 ——对话日本著名学者、立教大学名誉教授小峯和明
2020年07月09日 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晓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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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峯和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立教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他于1947年出生于静冈县,197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国文科,1977年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1987年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德岛大学、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和立教大学,2013年在立教大学荣休。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中世文学、东亚古典文学、宗教学。小峯教授著作等身,代表性专著有:《〈今昔物语集〉的形成与构造》《解读中世说话的世界》《宇治拾遗物语的表现时空》《院政期文学论》《中世法会文艺论》《遣唐使与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等。另有合著、编著、监修著作几十部,包括《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今昔物语集》《汉字文化圈的说话世界》《东亚的佛传文学》等,曾获“日本古典文学会奖”等多项学术奖。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经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这一影响所及范围,被学界称为“汉字文化圈”。今天,曾经的汉字文化圈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带,是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发展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面对当今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他非常重视亚洲文明对话。从长远的文化发展角度看,加强东亚地区文化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国如何整合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日本著名学者小峯和明长期从事日本中世文学研究,近20年来更是突出东亚区域文化的整体性学术立场,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中国学者大力借鉴。近日,笔者有幸在北京与小峯和明教授请益学问,围绕“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视野”这一主题,从方法论角度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目标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异文化交流”是我的研究主题

  刘晓峰:小峯先生您好!您是活跃在第一线的研究东亚古代文学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有机会向您请益学问,非常高兴。在我看来,您是真正站到东亚文化整体立场上,从宗教、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展开多角度多方位比较研究的学者。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激烈转型的年代,大学学科知识细化、社会信息传播加速、技术推动资讯流动增快,这一切导致知识碎片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越是在这样的时代,实际上越需要更多的学者能像您这样从大处着眼,展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异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我非常好奇您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研究道路的,很想听您谈谈学习和研究历程。

  小峯和明:我于1967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之后,一直阅读12世纪成书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集》。当时,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今昔物语集》读书会”,每次在一起解读其中一个故事,并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这是我研究的原点。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对《今昔物语集》第28卷中的一系列笑话故事进行了整理,构建“笑”的理论,解析并考证《今昔物语集》中相关的人物、场景及其关联,并对古代至中世有关“笑”的故事进行比较。我的硕士论文,是对与《今昔物语集》关联很深的13世纪成书的《宇治拾遗物语》进行比较分析,一开始研究还比较顺利,但是后来还是无法还原两者之间所关联的本来面目,于是从博士课程开始,我又回到了《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之中,从最初的天竺部开始重新阅读,并以本人多年积累下来的长篇论文为基础,提炼集结而成了我的学位论文,最终成为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今昔物语集〉的形成与构造》(笠间书院,1985)。

  其后,我一直都以《今昔物语集》为中心进行研究,进而尝试对其他领域进行扩展。首先从多种角度对“说话”(泛指神话、传说、民间小故事、笑话等,在近代日本民俗学中专指口头传承故事)进行趣味解读,撰写了个人专著《说话之森》(大修馆书店,1991),并修订发表了续篇《说话之声》(新曜社,2000);从语言表述、文本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出版著作《宇治拾遗物语》(森话社,1992),集结编纂《宇治拾遗物语的表现时空》(若草书房,1999)等书。我写《说话之森》这本书的时候,有意面向大众读者,如何将艰深的学术研究写得通俗易懂,是对本人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机遇。这部书成为我诸多著作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以至于十年之后的2001年,被岩波现代文库选中再次发行。此后,我将与《今昔物语集》同时期(12世纪)的文学资料群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院政期文学论》(笠间书院,2006)一书。同时,对佛事法会的讲唱文学进行了聚焦研究,撰写了专著《法会文艺论》(笠间书院,2009),并刊行了大部头的论文集。所幸,这些基础研究(以讲唱文学、琉球文学、东亚比较文学、天主教文学、预言文学、佛传文学、环境文学等为题,每一个题目三年周期)一直得到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科研基金的经费支持。特别是2000年前后,本人的研究终于迈入了东亚的领域,以琉球文学为起点,逐步涉及朝鲜古典、越南古典的研究。

  刘晓峰:这样多的文学研究领域,内容涉及这么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研究需要丰富的预备知识,您能走进这个领域,一定是有一份巨大的勇气。在史料阅读方面,您是怎样克服语言障碍的呢?

  小峯和明:我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使用日本传统的“训读”方法,可以帮助我对汉字、汉文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古典著作进行解读。汉字汉文让各国研究者持续以研究会和读书会的形式,共同参与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几部古代典籍的研究。现在,共设有6个古典研究会。以北京为例,是以研究者共同阅读《释氏源流》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学术信条是:学术开放,群策共进。如此一来,集体的科研成果必然增进。诸如多部论文集的出版,抑或《亚洲游学》杂志的特辑号即是证明。此外,平凡社东洋文库还为集体研究者们出版了朝鲜佛教典籍《新罗殊异传》(注释版)和《海东高僧传》。但有关东亚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尚待完结,这一点始终萦绕于心。

  除却东亚比较文学研究,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图卷绘画研究。应该说,图卷绘画研究促使我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方向——关于12世纪绘制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研究。遣唐使吉备真备来到中国有一系列的出色传说。如唐皇设难题,让他解读中国僧人宝志(南朝齐梁间高僧)所作的日本百王之后将会灭亡的预言短诗(即《野马台诗》,后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编者注)。诗词文字错乱难以解读,吉备通过观音的神启,借助蜘蛛吐丝的方式得以破解。尽管绘卷上这个场面是欠缺的,但却为我开辟了预言诗歌的研究领域。此类预言诗在日本中世称之为“未来记”。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野马台诗》的注释书籍,亦有像圣德太子的预言书(《圣德太子未来记》)等诸如此类的书籍。自开启了未来记、预言书的研究后,我陆续出版了《野马台诗之谜》(岩波书店,2003)、《中世日本的预言书》(岩波书店,2007)、《遣唐使和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集英社,2018)、《预言文学所叙述的中世》(四册,吉川弘文馆,2019)等与预言文学相关的书籍。这使我有一种被蛛丝牵引的感觉。

  当下,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今昔物语集》前五卷有关释迦牟尼生平的佛传文学,伊索寓言及天主教的圣人传,对《今昔物语集》涉猎很深的博物学家南方熊楠的批注笔记,还有环境文学等。从广义上来说,“异文化交流”是我的研究主题,但研究的原点发轫于《今昔物语集》,又最终回归到《今昔物语集》上。

  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

  刘晓峰:这样看来,东亚文学和文化比较的大门也是一点点被您打开的。我最近阅读了张世林先生编著的《家学与师承》(2007),发现中国很多的大学者也是这样,先在一个知识点上深入进去,然后次第延展开来。《今昔物语》的研究对您学问的展开实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内容上看,书中的佛教故事,原本就是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从您后来的研究历程看,佛教文学占了很重的分量。可否请您描述一下您视野中的东亚佛教与文学的关系?

  小峯和明:谈到东亚的佛教文学,如上所述,《今昔物语集》是从讲述释迦牟尼的一生开始的。由“佛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而探讨“人是什么”。因此,佛传文学的传播路径必然是由印度扩散至东亚。近来,学界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北传”路径——西域丝绸之路、中国、朝鲜、日本,也将“南传”路径——南亚的佛教文学纳入必要的研究对象中。事实上,佛教经由伊斯兰世界流传到西洋,在欧亚大陆传播,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其传播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资料中,亦体现在如敦煌壁画等绘画、雕像造型艺术上。各类媒介的参与,使其影响无处不在。我认为任何一个从东亚文学角度思考的问题中,佛教都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佛教”这两个文字,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地域也持续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不能以单一的形式去考虑“佛教”。为了宣扬佛教的宗义,文学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媒介。将佛教与文学一分为二地区别看待,我认为是错误的。即使是《法华经》,也会用譬喻、比喻等文学方式,促使其可以以讲唱的文学形式呈现。经典本身即是文学——至少对我而言,如果离开佛教,是无法从整体上去考察东亚文学的。

  刘晓峰:看来在东亚,不仅是佛教文学,在佛教艺术等领域也都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您怎样理解东亚文化比较研究?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课题?

  小峯和明: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为了弄清A,进而去和B比较。相对于B来说,A的特征搞清楚了,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这是一般的方式,谈不上是真正的比较。事实上,用A比较B的特征,同样也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核心之处在于明确我们是为什么而比较,需要达到怎样持续验证的效果,而非单纯地为了比较而比较。例如,《今昔物语集》与中国的故事进行比较。大多数研究在总结了《今昔物语集》的故事特征之后就完结了,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对于中国故事有什么样更深刻的认知,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也同样是值得考证的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日本从国家层面到民众层面,都开始有意识寻找自我主体性、民族认同感。基于此,日本的国文学反映出同西洋文学的抗争。过去日本学界通常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日本本身。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仅仅研究日本自身的事情显然是不够的。目前,日本学界对上述问题,既有持开放态度的支持者,也存在坚持保守态度的反对者。这就是学界的现状。在我看来,仅研究日本内部的研究者犹如井底之蛙。如果不了解外国以及其他地域的事情,就看不到事物的整体与本质。譬如过去,学者发现什么问题就会认为“这是日本独有的”。一旦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放大,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同使用筷子吃饭一样,并非日本的独有现象。

  在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的情况下,凡有所发现必称之为日本独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为了弄清楚日本文学,必须要知道异国文学及文化。这样一来就涉及语言的问题。如我,即使不懂外语,但是至少可以通过汉文训读的方式去解读东亚文学。在19世纪以前,东亚都是使用汉字汉文的共同文化圈。所以,可以从这里的关联开始。即使口头交流存在障碍,但是还可以采用笔谈的形式,这就是汉字文化圈的特征。

  同时,汉字文化圈中,也出现了基于自身民族偏好而使用非汉字,乃至反对使用汉字的语言文字现象。日语的假名、韩国的韩文、越南的喃字等,和汉字不同的文字在东亚各个地域都出现了,这些也应做通盘考虑。简体汉字不也是这样的吗?汉字汉文以前是“竖行排列文化”,现在即使在中国也都是横向排版为主流,简体汉字和原来的繁体汉字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么,首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汉字文化圈,解读其他地域的文学,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是摆在我们当下的课题。

  文本与绘卷的比较研究

  刘晓峰: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留学时,日本学界已经有学者撰文呼吁今后是“读图的时代”。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图像,是人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在报纸、书籍、网络等载体上,图像传达着丰富的信息、生动的画面,给读者非常直观的视觉体验。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在东亚古代世界,同样存在着大量包含着丰富层面的图像。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最重要的人文领域,都有大量图像正在被研究、被解读。图像解读被应用于不同文明的比较,也被使用于同一文化内部谱系的编订,经常会对研究产生意想不到的支撑作用。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对此您是否有方法论的思考?

  小峯和明:20世纪80年代,绘画研究在人文学科开始受到瞩目。特别是日本文学与绘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却绘卷、绘本,还有壁画、屏风绘、挂幅图等多种人文表现形式。视觉文化与表象文化研究之兴起是有其必然规律的,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也就延续至今。例如,《宇治拾遗物语》中就有与12世纪著名的《伴大纳言绘卷》《信贵山缘起绘卷》相同的故事。我个人是从文本与绘卷相互比较开始研究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本人就职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有机会在欧美的美术馆调查留存在海外的日本绘卷。这一经历使我的研究平台得到了有力的提升。在海外,有许多俗称为“奈良绘本”的御伽草子(日本室町时代的大众文学——编者注)和一些讲唱物系的绘卷,所以研究领域自然向着这个方面延伸。绘卷实际上是边展开边观赏的,有一种自身融入了绘卷世界当中的感觉。有一个时期,我似乎变成了“绘卷狂”。即便去纽约,也会首选去公共图书馆的展览馆,把时间都用来研究绘卷。事实上,去异国这件事情不也是一种异文化交流吗?

  所以,我对绘画的研究,其焦点都在绘卷上面。绘卷是边展开边欣赏的,如此一来,绘卷上就会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美感。在赏析其动感之美的时候,其绘卷的画意也就自然呈现在了欣赏者的眼前。在日本中世时期,绘卷中就出现了有关人物的文字,称之为“画中词”。这可以说是现代日本漫画及动画的滥觞。绘画与文学相互交集,如何解读自然就成为新的课题。

  目前,本人计划提出“绘画物语”理论并考虑付梓刊行。从文学方面讲,我们需要从“画中词”来研讨绘画;从绘画方面讲,我们需要从绘画研究物语。绘卷、绘本可视为文学与绘画交融的媒介。从文学和绘画两方面同时入手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方法。这种方法有别于美术史的研究,我提倡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日本绘画。2018年出版的集英社新书《遣唐使与外交神话——〈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解读》就是我的尝试之一。

  以当代视点重建东亚典籍内在价值

  刘晓峰:对于做古代研究的学者,如何将古代世界与现代社会连接起来,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赋予更多的现代意义,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您现在是日本古代环境文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据我所知,您正通过办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和撰述、编写相关著作等学术举措,积极推动整个东亚古代环境文学研究的发展。环境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在我看来,东亚古代环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就是将古代世界和当代世界非常巧妙地联系到一起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有趣的是,我的同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现在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环境史,因此我有机会了解到一些环境史方面的研究情况。两相比较我感觉到,从历史学进入环境史研究和从文学进入环境史研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古代环境文学研究是您现在重点关注的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您有哪些自己的构想?

  小峯和明:“环境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课题。我并没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目前,我是借用白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2012年出版的《日本的四季文化:自然、文学和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理论)先生所提倡的“野生的自然和人工的、人为的二次自然”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环境文学”的范畴很广,今后的课题也必将越来越多。现在,日本立教大学的研究小组,正在建立“名副其实的环境文学”文学库,致力于编辑贯穿从古典文学到近代文学,具备通史性的 “环境文学”文集。

  “环境文学”肇始于美国,以欧美文学为中心,渐入亚洲。其焦点集中在近代的生态环境批评方面。我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专业研究者在东亚的古典及近代文学方面共同探讨这个问题。2018年刘老师曾参与立教大学的学会,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召开了类似的研讨会。这些都是此方面的尝试。我预期这个课题的研究领域和前景是非常广大的。

  同时,寄希望于“环境文学”能够扭转长期以来以《源氏物语》为日本文学顶点的权威论调。以“环境文学”为轴心,希望可以重估过去被学界忽略的部分。即使是古典名著,也希望从当代不同的视点重新解读和构建其内在价值。

  目前关于“环境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本人就从天体、气象、四季、灾害、动植物、名所圣地、异国文化等多种多样的角度去探索它们之间相互的关联。“环境文学”在中国方兴未艾,本人亦是刚刚起步。

  刘晓峰:从年龄上说,您属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学者。你们这一代日本知识人既有放眼世界的目光,又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非常优秀的一代人。站在过去的研究和生活经历基础上,您认为今后东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您想怎样推动它?

  小峯和明:研究是没有终点的,好比玄奘三藏七次转生,始把真经求回东土。我也渴望可以像他一样,几次转世,一直做研究,这是我的心声(笑)。暂且撂下这一话题。从各自的立场去解读东亚的古典文学,其意义不仅在研究者所属国别,更在于从东亚整体的角度去评判其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典籍对东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不少典籍早已在中国散佚,但在日本仍得以保存。无论何时,如果没有东亚这个共同的基础,研究是难以为继的。只会日语的研究者如何通过训读通读东亚各地域的典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挑战的边界。在研究日本古代经典作品的优秀之处时,应竭力避免将“东亚”一词简单地泛概念化,而不具备实质内涵地进行研究。如果没有以异国古典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话,很难谈得上真正的东亚研究。

  当下,日本在东亚研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尚没有“东亚文学史”的研究。中国有一些,韩国有类似的综合文学史,而日本尚属空白,尽管在历史、宗教、美术等领域,日本已经有了很多将东亚纳入研究视野的学术讲座、论文结集出版等大型的学术举措。就此而言,文学方面的研究是最晚的。为了实现构筑“东亚文学史”这一急迫目标,需要纯粹地、踏实地解读各地域、各时期的各类古典名著。单一地强调理论研究是缺乏实践意义的,必须从文本的基础研究入手。这需要实地考察,面对面地与各领域专家交流,搜集并消化理解本地资料。

  例如,日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认知度是比较高的。如《论语》《西游记》等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提及朝鲜的古代典籍有什么,能够知道名字的人可能都很少,况乎越南的!克服上述困难之路,还很漫长,但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点滴积累我们观点的拥护者,等待我们学术思想的继承人。治学如同攀山,需要接力传承。刘老师您执笔的论文也被收入四卷本的《东亚文化讲座》,即将由日本文学通信社出版,这是当前东亚研究尝试的开端,希望能够尽快刊行出来。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翻译整理:清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高阳)

 

作者简介

姓名:刘晓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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