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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辞章对建安风骨的继承
2020年07月06日 10: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家骊 汪妍青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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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研究中通常以“三曹”“七子”作为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相对忽视了蜀汉辞章与建安风骨间的关联性。事实上,以诸葛亮等人为代表的蜀汉辞章,其精神气象、质性风格,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是建安文学的延续与余响。

  时局生发的精神气象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行禅代事称帝,改元黄初。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继皇帝位。蜀汉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自曹氏立国至司马氏立国的四十五年里,蜀汉可以说是最具危急存亡意识的国家,其间多次北伐的精神气象,是建安风骨的直接体现。

  诸葛亮五次北伐,积极进取,扶危济困,承袭了建安激越昂扬的理想精神。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治理蜀地,养精蓄锐。建兴六年春,率诸军攻祁山,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同年冬,复出散关,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建兴七年,平武都、阴平二郡。建兴九年,复出祁山,并射杀张郃。建兴十二年,与司马懿对战渭南,分兵屯田为长驻计,八月病逝。司马懿至其军垒处所,赞其为天下奇才。诸葛亮北伐六年,“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张俨《默记·述佐篇》)。与其近乎同一时代的袁准有评论曰:“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诸葛亮为兴复汉室竭忠尽智,始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挥师北伐,百姓安居,军队无私,每一次皆有收获。

  值得注意的是,蜀汉早期,在诸葛亮及群贤的治理下,“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本可偏安一隅,作宰太平,却为报知遇之恩,承托孤之重,竭股肱之力,与曹魏相抗。他的这些努力洋溢着理想主义光芒,与建安时代的精神气质相互成就。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九次北伐,视死如归,彰显出建安慷慨悲凉的时代风骨。炎兴元年(263),曹魏数道并攻,蜀汉危如累卵,诸葛亮子诸葛瞻与孙诸葛尚战死绵竹,蜀都沦陷,刘禅降魏,刘谌殉国。于此境遇下,姜维依旧试图力挽狂澜,图谋复国之计,最终却死于钟会之乱,壮烈而悲凉。姜维忠勤王事,捐躯国难,为心之所善九死不悔,正如胡三省对其评价:“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

  以此可见,蜀汉北伐,从诸葛亮早期的“龙骧虎视”“跨陵边疆”(《三国志·诸葛亮传》)到姜维的见危授命、以身殉国,这种强毅慷慨的理想与担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建安时代的精神气象一脉相承,是对建安风骨的完美诠释。

  时间节点的巧合承继

  《文心雕龙·明诗》论及建安时代“三曹”主导下的文坛概况:“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传统文学史虽将“建安文学”的下限界定在曹植去世之年(232),但事实上,建安二十二年,“七子”俱逝;其后曹丕即位(220),曹植辞章不复早年激扬文字,反而多了许多如《求通亲表》之类的阿谀之辞,“建安风骨”式微已是既成事实。

  反观蜀汉,自建兴元年始,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辞章写作,如《正议》《答雍闿檄》《出军诏》等篇,感于离乱,心系天下,颇得建安文学积极进取、壮怀激烈的精神,而其写作年代亦恰与“建安”相继。

  建兴元年,刘禅即位,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人各有书与诸葛亮,欲使其向曹魏举国称藩,诸葛亮遂作《正议》,对外威慑敌国,对内鼓舞人心。其以“据正道而临有罪”统摄全篇。首先斥责曹氏无德之行,申之以必败之理。接着鼓舞士气,举光武帝以弱胜于王莽、曹操举师十万依旧丧汉中之地等事,说明以弱胜强的可能。继而讽刺曹丕,斥二三子之书只是“徒丧文藻、烦劳翰墨”。最后又以《军戒》之训申明兴复汉室之信念,锋芒毕露又光明磊落。

  吕凯《答雍闿檄》作于同一时期。在此篇中,吕凯痛心于汉室倾颓,愤懑于奸雄窃国,申明蜀汉之士肝脑涂地、捐躯国难之念,斥责不义之徒弃主背恩、舍本逐末之行。此文表面指斥以雍闿为代表的叛国投敌者,实际则鼓舞蜀汉志士应“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气势充沛,颇具感染力。

  托名于刘禅的《出军诏》作于建兴五年。此文首先针砭董卓造难、曹操乱阶、曹丕篡逆、汉室倾颓等离乱之象,重申蜀汉政权作为汉室后裔的正统性。其次从节俭用度、劝课农桑、选贤授能、厉兵秣马等维度,说明官方政府的为政之勤。再次以“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鼓舞士气,说明王者之师锐不可当。最后以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的典故说曹氏归降之利,同时恩威并施,警戒其迷耽不反、助纣为虐的严重后果。此诏陈慷慨之志,明正统所在,正世道人心。

  《正议》侧重敌国外交,《答雍闿檄》偏重士人心态,《出军诏》立足于汉室正统,代表了蜀汉辞章写作的三个方面。写作者缘事而发,志存靖乱,在写作时间上恰承“建安”,可以视作建安时代的余响。

  功能影响的质性风格

  在具体历史事件中,蜀汉辞章主要有功在社稷与职在抒怀两种功能,由此而呈现出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精神气势。

  最能体现蜀汉辞章与建安风骨精髓相契者,是功在社稷的诏表教赞。其以诸葛亮为代表,慨当以慷,壮怀激烈,字里行间凝聚着的赤诚令人动容。如《出师表》中,“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一段,连用四言偶对,气势浩然,蕴藉着强烈的迸发力。又如《表废廖立》:“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闟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以排比句历数廖立所犯之罪,以气贯之,极具说服力。再如《与张裔教》:“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巧妙设喻,激励士气人心。诸葛亮的辞章写作,在力透纸背的说理中,梗概多气,志深笔长,行文所见,尽是拳拳赤子之心。

  姜维《报母书》中“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与曹植早年“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的英雄少年颇为神似。又如杨戏《季汉辅臣赞序》,表现了英雄远去的不甘与苍凉。所谓“当时俊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怀致也,盖济济有可观焉”,早期的群英璀璨与后期的人才凋敝形成强烈对比,这种梗概之气,裹挟着强劲的风力,慷慨悲凉。

  而其他一些旨在抒怀,用以见性情、明志趣的书笺,则与建安风骨清新刚健的气象相承。诸葛亮与亲友部下书信,如《诫外生》:“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以带有强烈感情的语气词贯穿行文,恣肆纵横中包蕴着强毅慷慨的刚健之气。《诫子》:“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平淡中有激烈、严厉中有深情。《答李严书》:“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虽稍显夸张戏谑,却清峻通脱、幽默率真,与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颇为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的部分辞章,情感深邃。辞后主,远离之际“临表涕零”;教下属,临书长叹“明吾用心”(《与李丰教》)。书友人,忧其安危“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与张裔书》);念子弟,睹物思人“为之恻怆”(《与兄瑾书》)。于严谨之外又见其感性,深情而有真气。

  其他如秦宓《答王商书》:“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于林泽,与沮、溺之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辞藻华美,又不失俊逸之气。郤正《姜维论》怊怅述情,饱含着对一代名将的惋惜与赞叹;《释讥》偶俪工整,却并不妨碍情志的表达,华彩中并存清气,不逊于王粲、曹植等人的辞赋。

  以此可见,不同功能的蜀汉辞章,于言辞上或洁净练达、或清丽美赡,于文风上或慷慨激扬、或清新刚健,而其精神气象、质性风格皆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因而,研究蜀汉辞章,不宜将其与中原文学相割裂,当尽可能还原于历史情境中,给予公正评价。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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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家骊 汪妍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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