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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挑战
2020年06月30日 10: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灿 字号

内容摘要:后人类主义在本体论层面批判人类形态的自我转变、瓦解人的主体性边界,在生存论层面探讨人不断深度机器化与机器不断智能化情境中人类命运的后人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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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增强技术图景中,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人类身体、建构人工生命、融合人机智能等,导致人的深度技术化。立足于人文主义的解释范式,预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而人与技术的日益融合,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逐渐解构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从而产生了后人类主义,以思考人与非人构成的统一体。后人类主义在本体论层面批判人类形态的自我转变、瓦解人的主体性边界,在生存论层面探讨人不断深度机器化与机器不断智能化情境中人类命运的后人类图景。

  人类增强技术凸显人之所是问题

  随着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技术从提升人的能力发展到对人进行改造,使人与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人们日益成为各种技术系统的组成部分,使有机系统与技术系统不断融合,形成了人的技术化过程。在传统技术图景中,人的技术化更多依赖于作为中介的技术而改造、干预自然界,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展现、生成与塑造人性力量,从而实现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的转变。但当代人类增强技术的突出特征,是从改造自然界转变为改造人自身,深度干预生命内在的自然规律与构造机制,借此打破人的本性、极限,以获得人的深度技术化。在人类增强技术图景中,人的深度技术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对身体的内在干预;技术对生命的内在干预;人机智能深度融合。

  人的深度技术化,旨在全面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创造出具有超强生理能力、超常智慧和心理能力的“增强人”。相较于具有正常能力的“人”,一种观点是把“超级增强人”看作强大的超人类;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超级增强人”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技术怪物。

  超人类主义以改善和增强人类为目的,利用科学技术对人类的体能、认知、情感、道德和智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提升。在此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延续与强化,仍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秉持技术理性,从根本上改造人本身与超越人的自然限制,创造更加自由、强大与完美的人。因此,超人类恰恰是人性的体现,即人类一直渴望超越自身的边界以获得新能力,从而赋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更彻底的个性解放、更完美的人生。

  不同于超人类主义的认知,对于“增强人”的界定还存在“技术怪物”范畴。怪物是人类区分自我的一种范畴体系,即怪物是“非人”的“他者”。正如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隐喻所示,技术怪物不但表达人的恐惧,更隐含一种秩序,即人与非人具有本质的区别——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性、特殊性,是一种优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

  “增强人”属于“超人类”抑或“技术怪物”的理解,建立在人文主义二元对立理念之上。一种表示人是什么,即“超人类”是“完美与强大的人”,代表技术的乌托邦;而另外一种则表示人不是什么,即“超人类”是“技术怪物”,代表反乌托邦的思潮与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恐惧。此种二元对立理念具有两个层面:其一,人类中心主义赋予人主体性地位,即人是理性、自律和具有特权的存在;其二,人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消融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

  在人类增强技术图景中,随着人与技术的日益融合,人的深度技术化过程正在挑战传统人的概念。在技术实践层面,人与技术的混合体的出现导致人与非人二元存在边界的消融;在理论层面,混合实体的出现则导致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技术等概念的模糊甚至崩塌。在对人与非人(技术)二元对立范式的批判中,赛博格理论和后现象学技术哲学重构了人与技术系统的相互建构与生成。

  赛博格理论尝试从本体论上消融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哈拉维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成为了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以至于“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论。赛博格不仅指一种混合实体存在,而且代表一种文化批判的隐喻,以批判人文主义所预设人的理性与自主的主体形象。由此,赛博格消解了人与机器的边界、自然与人造的边界。生命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技术干预的产物,是自然和人造的混合实体。如果说赛博格理论在瓦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消解了人独享的主体性地位,那么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则赋予了人与技术的相互建构、共生与融合,从而赋予了“非人”的“技术人造物”以道德主体地位。

  维贝克指出,在人技术化生存时代,技术不再是被动、沉默的,而构成人性积极的、能动的要素。在人与技术人造物的具身关系、它异关系、解释关系和背景关系上,人与技术的共同体展示出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所谓混合意向性,即人与技术融合为一种新实体具有的意向性;而复合意向性是指不仅人拥有意向性,而且技术人工物也具有意向性。进而言之,在人类增强自身的情景中,诸如人工心脏和微观神经芯片植入人体内增强其功能,技术与人不再是具身关系,技术人工物转而与我们的身体以及物质环境融合为一个实体。技术成为人与实在的调节者,帮助人们建立人的存在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进行生活世界实践与道德选择。当使用技术之际,就会产生一种由物质道德能力和人的道德能力共同组成的复合道德能力。基于此,我们需要赋予非人(技术人工物)以道德,从而建构一种超越传统人文主义的后人类主义伦理学,勾勒出一种消融主客二分的伦理主体间性。

  后人类主义解构人的概念

  在赛博格理论、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等理念的影响下,汇聚出思考人与技术构成统一行动体的“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的“后”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更不表示反人类或人类的终结。在对人文主义批判之上,直面人是什么,且尝试构建一种跨越物种的多层次混合主体,并思考一个终极问题即人类将去何处以及对人类及其未来的重新设想,在哲学、政治与文化向度上如何应对技术改造时代、混合生命形式中的人。

  在本体论层面,后人类图景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面临挑战。后人类解构了人的概念,消解了人的固定性、优越性、特殊性与唯一性。正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所述,后人类不仅是有机生物组织与智能机械的组合,更转变为一个“物质—信息”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使后人类摆脱了具身身体,进入到有机与无机融合的赛博格身体阶段。甚至在未来,心灵和意识可以脱离身体上传到超级智能计算机进行复制传递以获得“离身”的虚拟化存在。但是,人主体性形成建立在身体基础之上,由此身体形态和图式的转变对人主体性带来直接的影响与挑战。无论是福柯所言的作为主体性居所和条件的身体,抑或是梅洛-庞蒂的超越身心两元论的涉身理念,在其中,人都是一种具身存在的主体。但后人类形态解构了人对身体控制和占有的先验自由,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先验、特定、具身与稳定的存在,而是弥散与无定性的混合体。进而言之,人主体性的消融与边界崩塌以致我们难以区分人与非人。

  在生存论层面,后人类可能导致人的生存危机。第一种潜在的未来是完美共存的世界。在此间,人与后人类和平共处。后人类世界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本身被奴役,人与增强人、超人、人工智能、生化人等技术化形态的后人类可以共存且产生新的社会关系。第二种潜在的未来正如人类纪一样,仍是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人完美地控制后人类社会与生活,把各种形态的后人类当作工具进行控制以满足人的目的。第三种潜在的未来是技术乌托邦式的后人类末世图景。早在20世纪初期,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就描述了一个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中人被机器文明控制的场景。来到21世纪,比尔·乔伊发出警告——未来的世界并不需要我们。他认为,纳米技术、智能机器人与基因工程技术具有毁灭性的自我复制能力,可以创造出新的智能生命进而使人类的发展戛然而止。其中一个可怕的场景是,超级智能设备融进人的身体,通过下载人的意识以达到永生与不朽,从而替代我们自身。与此同时,人类被生物技术控制的隐忧成为生命政治的一个反乌托邦叙事。对潜在末世图景的恐惧促使政治学家福山“跨界”来到技术领域,描绘了一幕由生物技术控制和改造人的神经、大脑、基因所创造的后人类场景。

  后人类图景到底如何,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人类使用技术增强自身、创建新的生命智能势必会引发人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导致人主体性的消融与边界模糊,亦带来人生存命运的挑战。对此需要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反思与拷问这种变化对人自身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物增强技术的身体伦理研究”(19CZX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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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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