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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价值
2020年06月22日 12: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银琴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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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来,一些高校陆续发布了“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在“文科类”条目下,有的是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并立,有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历史学类、哲学类并立。自从学科门类的观念建立之后,说到“文史哲”,人们总是会很自然地关联为文学、历史与哲学。虽然在招生简章上以括号的形式出现在“汉语言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之后的“古文字学方向”,更多的意义在于强调“强基计划”对于“古文字学方向”的支持,不过这样的并立,很容易让人把括号中的“古文字学”之“文”与“文史哲”之“文”相混淆。

  除此之外,社会上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创作界一派繁华景象,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大量的网络作家也时时爆红;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文学已死”的叹息。为什么会如此悖反?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非常关注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家的责任。当下时节,当“文史哲”之“文”在“强基计划”中被规定性地指向“古文字学”时,我们更加需要重新思考“文”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树立人格标准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文”究竟指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呢?

  《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把不同颜色的物体杂错地放在一起,会形成色彩交错的美丽花纹,这就叫“文”。再到后来,“文”的概念逐渐虚化,大凡具有和谐美好品质的人事行为,都能被冠上个“文”字。因此,《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单襄公评价晋周的一段话:“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这位晋周就是在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非常有作为的晋悼公。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包含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诸多美好的德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在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中的整体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代的帝王在去世之后盖棺定论、确定谥号时,最高的评价就是“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逸周书·谥法解》)可以说,这几种情况,涵括了作为君主应该具备的所有的美好品质。由此而言,“文”可以被视为接受过文明熏染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标准。

  除了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文”,从文字产生之日起,“文字”之“文”就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担负起了特殊的责任。对今天的人来说,“文字”是一个词,但在早期,“文”和“字”并不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引自徐锴《说文系传》)这就是说,“文”是“字”的基础,“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通过音形关系的滋益增加出来的。就“文字”而言,最根本的还是“依类象形”而产生的“文”。所以,人们把用文字作为载体的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文献典籍,也称为“文”。有了文献典籍之“文”,就有了研究文献典籍之学,即“文学”。在孔子教授弟子的科目当中,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的,就是“文学”。

  追求形式美感

  从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到今人眼中的“文学”,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文学”是指研究“文”的“学问”。《论语》《商君书》《荀子》中的“文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尤其《荀子》说得明白:“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之后,由于这个“学问”和儒家关系特别紧密,所以,“文学”逐渐演变为“儒学”乃至“儒生”的代名词。汉代人眼中的“文学”,在很多时候不是指儒学,就是指儒生。与此相关联,又出现了由钻研儒学的儒生充任的作为职官名的“文学”。作为官名的“文学”,从汉代出现,一直被沿用到明清时代。而另一方面,“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形式美,成为推动“文”一步步走上独立自觉的内在动力。

  围绕着“文”的价值和功能,孔子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另一句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前者强调内容之“质”与形式之“文”的和谐统一,后者强调优美的言辞对于言语传播的重要影响。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形式美是人的天性。因此,尽管“文质彬彬”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炫目之色”“绕梁之音”等形式之“文”可视、可闻、可感的特征,更容易让形式之“文”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讽刺“买椟还珠”“秦伯嫁女”的寓言故事,就源于时代风气出现了对形式之“文”的极致追求。在诸多的形式美中,“巧言”所具有的无穷的蛊惑力量,被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发挥到淋漓尽致,这让言语辞令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需要,是推动能文之士批量出现的重要因素。诸子百家的产生,亦缘于他们想通过言语及文字连缀而成的文章来影响当时的执政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所以,这种风气延续到汉代,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以辞赋见称者。但是,随着“赋颂之徒”越来越追求形式上的铺彩摛文,他们的创作距离现实的关切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到西汉末年,便有了扬雄对“劝”与“讽”的感叹与反思。扬雄、桓谭等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了东汉人对真正的“文”与“文人”的充分肯定与巨大期待。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这里的“笔能著文”,和司马迁说屈原“娴于辞令”一样,推崇的都是人的文才,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已经从语言表达能力变成文字表达能力了。王充断定“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还有哪个评价比这一句更能肯定“文”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

  这种观念对东汉以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曹魏文学集团的奠基者,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把文章推崇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经过曹氏父子的大力推崇,“文”的价值被进一步确认,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以展示文才为主要目的的诗文创作由此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于是,到南朝刘宋时期,就出现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的“文学”,专门来教人学习如何作文。这个“文学”之名,实际上既有别于此前作为“学问”“儒学”代称的“文学”,也和当时及后世通行的“文学”观念不同。

  注重道义担当

  除了当时作为习文之学的“文学”之外,从刘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时代,“文”和“学”一直都是两个可以并列但指向不同的概念。与“学”并行而立的“文”,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载道”。因此,在遭遇齐梁时代“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冲击之后,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洗去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张扬并确立了“文以载道”的精神。中国文学文质并重、情辞相称的“载道”传统得到延续并一再发扬光大。晚清以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的特质被定位于通过抒情、审美或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生活之后,“文学”的发展才脱离了经国济世的“载道”之路,逐渐向着以审美、趣味、娱情为主导的狭义化方向发展。

  现当代的文学史历程,是中国文人主动接受西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被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能体现传统价值观的“文以载道”受到批评。由此,在传统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载道”之文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按照西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划分的文学框架成为主流。这样的趋势与状态有可能使中国文学失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这“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历代文人所执守的“匹夫之责”,就是始终关心现实生活、民生疾苦的道义与良知;它最大的特点是“精诚由中”(王充《论衡·超奇》),因而也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毛诗序》)的力量之源。缺失了这“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认同“文学已死”的感叹。

  然而,在“文”“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史已经反复展示过什么叫“生生不已”。当汉赋创作陷入“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困境时,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汉赋观,打开了汉赋多元化发展之路。当六朝“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写作让声色渲染变成“亡国之音”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洗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宋代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统自任”,都是树立在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当“文学”在狭义化的理解中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当“文学已死”被许多人挂在嘴上时,“文学”往何处去,也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努力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

  所谓“迷途知返”,在不知到哪里去时,回首来时的路总能让人重新找到方向。在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与“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并立而行的。可以说,“文学”是体味“文”、理解“文”、学习“文”、创作“文”的学问;“文学”的素养,积累的是学识,濡染的是精神,培养的是志气,树立的是责任。在“文史哲”共同构筑的“人文”世界里,历史是脚下坚实的大地,哲学是抬头仰望的星空,而连接星空与大地的,则是处身于天地之间、作为“文”之本、“学”之源的人类的智慧与情思。文学让历史变得更有温度,让哲思变得更有感情,“能文则得天地”。

  人之所以成“人”,就在于“人文荟萃”。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马银琴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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