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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与未来主义的传播学思考
2020年05月29日 08: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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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以文化视角考察传播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文译本修订再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最为熟稔的莫过于凯瑞在书中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和传播的传递观不同,仪式观将传播视为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其意义不在于分享信息的行为,而在于共享信仰、形成共识的社会过程。相比之下,《未来的历史》这一章节在本书中并不显眼,但却极富洞见地谈及了“未来”作为一种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历史。

  “未来”的多种面目

  在一个快速变迁、于古无征的时代,当过去已经难以为新鲜的经验和现象提供参照和镜鉴时,时间观念常常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美洲式的共和国、早期教会式的共和国以及古典时期的共和国等各种乌托邦模式构想的未来,成为革命者发动革命行动的修辞和信念基础。同时,注定失败的革命者也通过求助于遥远的未来的正义审判,从而书写出赋予当下以意义的叙事。思想史学者王汎森发现,晚清、民国以来的大人物都在推销对于“未来”的想象,并使之成为革命或变革中的有力武器。在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人们相信从历史中找出事物规律,便可以洞悉未来。在未来已知的前提下去解释过去的历史,并明确当下的任务。这种“未来”性的政治思考也直接成为人生行动的指标。

  不过,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式的预言只是“未来”的其中一种面目。此外还有弥漫于工业展览会、周年庆典、演说宣言中的激励性话语,通过在未来与现在、过去之间划下鸿沟,以倡导乐观主义的心态,为眼前的困境指明出路。而凯瑞更为关注的是未来的新的托身之所:科技革命尤其是传播技术革命。这一过程从印刷术时代便已开始,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命都被视为具有终结历史和政治的力量,能够创造出更民主、更理性、更理想的人类共同体。“未来”越来越多地与媒体、技术、数据相勾连,伴随着反复终结的迷思。

  “未来”的科学化

  此种未来的功效,绝非只是凌空蹈虚。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现代社会想象》中明确指出,理解想象不是去探讨一整套观念,而是通过赋予这种想象以意义,让社会实践成为可能。换言之,“未来”具有以言行事的功能,其本身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这也是凯瑞的批评所在,技术垄断的并不是表层意义上的信息,而常常是整个信息系统的体系与范式。现代技术所创造的未来意象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控制“仪式”,它建立在技术的强制性而不是人类切实的需求之上,其迷人的技术面罩下掩盖了政治和权力的事实。

  20世纪中叶,“未来”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含义,一种是将未来视为人类想象、艺术创新和意志的对象,它只是对美好世界的希冀,无法被预测。另一种将未来视为先验踪迹可循的科学对象,这种观点认为未来是有逻辑法则的,认为只要预测准确了未来社会中的某些因素,就可以基本上判断出未来社会的走势和动向,从而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随着全球政治的激化,前者对于社会有着更为现实的功用,因而未来学逐渐脱离原有的艺术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延伸。1943年,德国学者奥西普·弗莱希泰姆(Ossip Flechtheim)创造了“未来学”这一概念,认为未来是乌托邦在当下的投射,要终结冷战的两极格局就必须扭转未来。1966年,世界未来大会成立,到1980年其成员已经超过5万人。同样在1966年,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开设“社会变迁与未来”课程,率先在大学中教授未来学。仅仅七年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的类似关于未来的课程就达到了350—400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托夫勒、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奈斯比特(Naisbitt)等未来学家的社会预测开始以科技发展为基本格调,通过调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中相关资源,强调技术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这意味着未来学以及未来主义不再简单地如历史学家罗斯扎克(Roszak)所说的“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笨拙混血儿”,而正式以社会科学的面目获得合法性,进而与主流学科对话。

  未来主义在传播学中的接受史

  未来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进入中国可追溯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作为“三学”之一的未来学因倡导科学预测和控制未来发展而受到国家科委的重视。1981年,旅美作家韩素音和翻译家董乐山向《读书》主事者沈昌文介绍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当年年末即在《读书》连载。1983年,托夫勒夫妇受邀来华,并作了多场关于未来社会的报告,《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同年出版。在一次与中国记者的访谈中,托夫勒认为,第二次浪潮使得信息传播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其传播是基于群体化的单向过程,第三次浪潮则改变了人与信息的关系,加速了信息流通速度,同时带来公开化、言论自由等议题。据记述,2010年,当奈斯比特夫妇再次访华时,现场五十多位学者人手一册各种版本的《大趋势》,足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力。正如历史学者雷颐所说,这些著作在中国的意义远大于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未来主义的思潮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回应和支持。1979年,国家科委牵头成立中国未来研究会。1983年,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被《经济参考报》引介至国内。同年,国务院召开新技术革命座谈会,商讨如何应对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并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与托夫勒对中国的看法,“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未来主义的时髦词汇迅速被纳入国家政策话语,并影响了科学技术政策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政策出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也一度广泛流行于公共领域。时至今日,“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及其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仍然可见未来主义的影子。而对于传播学学科而言,未来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身影更是常常出现在学理讨论之中,影响至今。

  在有限的史料下,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未来主义的思潮何以影响中国以及中国传播学是困难的。未来主义在中国风靡之时,并非没有异见。比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便驳斥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主张,认为应当基于第二次产业革命,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科学定量地分析与预测可能的进展。但最终,以数据处理为代表的信息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作为一种社会激励,未来学对信息社会的预言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中间极具诱惑力——它预设了新的技术时代与过去的巨大断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未来学契合了社会大众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想象,新技术革命带来了重要的思想与精神启迪。

  对于未来学的研究不只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应纳入传播学者的视野之中。当我们今天谈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于传播的意义时,如何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考察其前因后果,它与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科学主义有何关联,它与跨国未来主义网络如何互动,传播学如何接受与看待未来主义,这些问题都有待重访历史,回到岔路尚未分野的起点。

 

  (本文系广州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研究基地资助项目(GZYJ20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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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方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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