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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在天津召开
2020年05月22日 17: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潘玥斐 字号

内容摘要: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四周年之际,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承办的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于5月18日在天津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伦理生活与当代中国道德话语构建”,研讨会特别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300余名师生和科研人员通过线上全程参与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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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潘玥斐)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四周年之际,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承办的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于5月18日在天津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伦理生活与当代中国道德话语构建”,研讨会特别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300余名师生和科研人员通过线上全程参与了研讨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钟会兵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号召,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道德话语体系是伦理学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如何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道德话语体系,是伦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的研讨,必将对中国特色道德话语体系建构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讨论了“多元现代性”的问题。他认为,欧美所代表的现代性只是现代性模式的一种,而现在欧美模式遭遇的挑战越来越大。使用“多元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更有利于我们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拥有一种不同于欧美的文明类型或者文化类型,其现代化过程可以批判借鉴西方现代性,但更多还要靠自己探索。现代文明价值体系有基本的价值基础,如市场经济、科学理性、政治民主,任何现代社会都不能违背。社会作为我们相互依赖的一种方式、一种不得不诉求的外部条件,其实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我们不能用社会达尔文的心态面对多元现代性。与西方二分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中道、多元。我们应该追寻和创造既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特色,同时又能够发展中国的现代性。我们以学习、宽容、开放的心态持续努力,中国的现代性完全是可期待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的论题是“伦理生活与现代文明: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问题”。他谈到,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对清末民初以来的中西文明争论从现代文明的角度重新进行了解释,即以现代城市社会的文明来克服中西之争,但难以用这一思路解释国际冲突和战争。冯先生的一个洞见是强调道德传统的延续性。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在思考道德秩序问题时,也要思考如何面对经验现实来考虑规范性问题。中国社会道德秩序的经验现实,面临“曼德维尔问题”的挑战:现代社会自身的力量与其潜在的道德危险。面对这一挑战,十八世纪的现代道德哲学家的回应,主要是卢梭方案和斯密方案,我们可以分别称为共同体方案与社会方案。这两个方案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冯友兰面临的问题。中国伦理学家需要重新考察现代文明与中国伦理生活的生根问题。中国自身的伦理生活与现代文明并非冲突的两级,可以在塑造现代文明的同时更新自身的道德传统,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二元社会的出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心,对现代社会人伦的规范性重构做出解读。古代儒家的三纲说与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平等观念绝不相契,与同样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自由观念也构成不小的张力。于是,既然人伦理念具有深厚的经典根据,也被历代儒家厘定为核心价值,那么,基于现代以来的自由平等观念而对人伦进行规范性重构就应当是现代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现代儒学正确的开展方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基于耶林式的法权观念批判旧伦理与旧道德,并以此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了旧伦理与旧道德,而是基于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旧伦理进行规范性重构,将旧道德淬厉为新道德。《新民说》的核心主张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其人格应当奠基于自由,确立于孝亲,完成于爱国。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义天认为,“重返伦理思想史”是当代中国道德话语建设的基础工作。他简要回顾了西方学人的思想史、中国学人的思想史、作为社会思想史的思想史,对这三者的特征及其局限加以评述。他提出,问学的基本门径,要先述史再立论;为学的基本方法,要先鉴往,再知来;治学的基本态度,要先传承、再创新。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深刻影响伦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建设当代中国道德话语体系,须从最基础工作做起。伦理思想史的写作,既需熟悉传统方式,更需了解新近方法。史论结合,思想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当代中国道德话语体系,必定是“中西马”的思想精华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结合。决定当代中国道德话语体系成败的,不是长处,而是短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张霄探讨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应当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他主张既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世界性问题,更要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新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如何阐释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都不能脱离两个背景:其一,马克思主义是读懂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框架。这种框架为我们带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西方文化传统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判进入中国。其二,伦理学是读懂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框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伦理文化。伦理不仅关乎做人的道理,也提供治理国家的原则。这个文化传统由来已久,迄今犹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意义已然不限于两种知识门类的结合,更是两种文化的联结。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教授卞绍斌提出,伦理生活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展现,不仅为我们的道德话语提供了共享的传统、记忆、语汇和场域,而且也不断生成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气质、禀赋和生活规划,使得我们的选择和慎思更富有意义和价值。同时,一定的伦理生活也塑造了特殊的依存关系、社群认同和归属感。对伦理生活形态的考察,可谓是道德话语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境遇。基于这一认识,东南大学樊和平科研团队开展了“中国道德国情大调查”“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等多项工作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卞绍斌认为,当代中国道德话语建构的关键环节乃是发掘、澄清并展现传统和当下社会文化和伦理生活中的实践理性观念,确立融合共同意志和平等关切的自主性道德人格,从而基于相互承认原则的道德不断消解私见,通过缩小分歧和差异构筑团结和联合的规范基础,推动所有人一道基于实践原则追寻美德。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路选取天津市宝坻区、浙江省嘉善县和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作为调研地,考察研究传统劝善思想如何与当代道德建设相结合,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第一、从主体来看,袁了凡思想的现代实践由当地政府主导并有民间力量参与,与明清劝善运动相似。第二、从内容来看,袁了凡善学思想在现代的实践经过了很多创新。三地的实践都围绕着“善”展开,但是“善”的内容经过了现代转换,特别是对袁了凡的“善”进行虚化处理,添加了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内涵,并特意规避、剔除了袁了凡思想中的宗教因素。第三、从形式来看,各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多途径传播。除了吴中制作的袁了凡传统曲艺节目之外,还有宝坻、嘉善制作的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进行传播。最重要的是劝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志愿服务、慈善活动进行密切结合,基础才能更扎实,传播才能更广泛。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主编杨义芹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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