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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行病心理机制及新媒体疏导思路
2020年03月26日 09: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金萍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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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月4日联合国新闻,联合国卫生机构正迅速采取行动应对“信息流行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信息流行病”中的“污名化”现象提出警示。

  信息流行病及其心理机制

  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由information和epidemic两词合成,最早由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于2003年提出,他将信息流行病定义为: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事实不匹配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乃至安全的现象。罗特科普夫当初是针对2003年SARS爆发期间全球性谣言蔓延提出了这一学理概念。此概念具有双关意义:一是信息流行病源于医学流行病相关信息的过载传播;二是这种过载传播本身具有传染性。同时,这个概念隐含了新媒体的病毒式传播特征,当信息广泛传播于互联网时,信息可以说是一种病毒,高速传播且极难控制。尽管在广告或营销领域,这种传播方式曾被赋予积极意义,但在公共安全领域,其负面性明显。在医学意义上的流行病爆发的同时爆发信息流行病,对社会将造成双重伤害。事实上,就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信息流行病引发的社会伤害已然发生。

  1990年,流行病社会学奠基人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提出大规模新型流行病爆发后的心理学模型。这个模型由三种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流行病构成:恐惧流行病、解释与道德化流行病和被提议行动的流行病。斯特朗的模型可视为“信息流行病”概念的理论来源。当下,伴随新冠肺炎的信息流行病大体也是通过斯特朗所说的三种流行病心理机制对社会造成了伤害。

  关于恐惧流行病。恐惧主要源于人类对该病毒未知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全球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中不间断呈现、放大、共振,从而引发恐惧传染病,后者一定程度上不再是恐惧疾病,更像是对恐惧的恐惧。

  关于解释与道德化流行病。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流行病出现,相当长时间内疾病起源及影响程度无法确定。随着各种信息渠道的多种解释,开始出现社会心理迷失,疑惑、猜测与谣言兴起,对疾病本身的解释也很快演变为一种道德层面的声讨。这种以正义为名义的声讨极易互相传染。

  关于被提议行动流行病。被提议行动流行病相继于解释与道德化流行病,此时,社会迷失心理被一种道德层面的信念式行为所代替,后者与基于流量思维的社交媒体传播方式紧密相关。1月25日,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大量“河南硬核抗击病毒蔓延”的消息,之后一些专业媒体开始转载跟进。理论上,“硬核抗击”正是斯特朗模型中的“被提议行动”。很快有些地区争相采用封堵交通等“硬核”方式阻断人员进出。而在国外,多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对中国游客实行入境管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被提议的封堵行为已经发展为一种传染病。斯特朗曾表示,传染病有可能造成“反对一切的战争”,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上述社会心理中的非理性情绪已在社交媒体和部分专业媒体中扩散,而防止出现任何“反对一切”的苗头,同样只能寄希望于新媒体信息传播本身。

  几乎与上述三种流行病心理同步发生的,是较为普遍的“污名化”现象。可以说,污名化是一种分散恐惧的社会心理及行动选择,它让污名者的道义评判及行动显得合理且更易于实施。将“武汉人”“中国人”甚至“华人”的符号所指,转化成需要尽所有可能躲避的“病毒”,进而抽象为符号意义上的“病毒”,污名化的过程基本完成。关于流行病与污名的关联,迄今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污名化的影响复杂而深远,短期可使疫区潜在传染主体、疑似者甚至已感染者隐瞒实情造成更严重疫情,长期影响则不止于传染病爆发期,而可能彻底毁灭一些传统社会秩序。世界卫生组织起初将造成武汉疫情的新冠肺炎命名为2019-nCoV,之后修订为COVID-19,这种“去中国化”“去地区化”的命名方式,正是考虑到了信息传染病可能导致的“污名化”的长期的破坏性影响。

  紧急风险传播视域中的新媒体疏导思路

  斯特朗曾经表示,他提出的流行病心理机制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永久组成部分。这项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更多提及的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和流行病心理的关联,而眼下的信息流行病则印证了斯特朗的模型几乎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传播环境。那么,较之传统媒介环境,21世纪20年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能否对这个隐喻式“宿命”更有作为呢?

  理论上,防范和制止信息流行病蔓延可作为紧急风险传播命题纳入总体疫情的风险管理系统。直面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管理者、专家和公众的沟通问题。初始阶段的疑虑与猜测、之后的恐惧与谣言、紧接着的互激式行动,无论哪个环节都与信息沟通方式相关。从一开始的信息不透明甚至因过于保守造成的信息误导,到信息芜杂过载造成社会心理传染病,一切都有待通过特定沟通方式得以修正与消除。社交媒体时代紧急风险传播中的信息沟通,需要将公众视为参与主体而非服务对象,信息传播方式既非自上而下也非自下而上,而是基于各个新媒体场域的同一层面的平等沟通。

  事实上,当下疫情传播中政府管理者、相关领域专家和多家互联网平台已开始利用多种新媒体技术手段收集与反馈信息。比如,国务院以微信小程序方式实名征集疫情防控线索、《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公众号以问卷形式紧急征集新冠肺炎求助者信息、阿里巴巴开通“阿里防疫直采全球寻源平台”、微信辟谣助手、北京辟谣平台、丁香医生辟谣专区、今日头条抗击肺炎频道、高德地图药品配送小程序,等等。上述新媒体手段实现的要件是公众提供信息,通过收集与聚合此类信息,直接将作为个体和组织的公众视为最关键的利益相关方纳入紧急风险传播过程中,实现整个风险传播实时、量化、可查询、可核对、可信度高的扁平沟通机制。

  另外,当下的信息流行病并非限于国内,多个国家开始出现心理传染病症状,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共同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其苗头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利用国家风险传播与社区参与系统对新冠肺炎实施全球监测,通过日内瓦总部、六个地区办事处及其合作伙伴,一天24小时对全球主要社交媒体和各大网站监控,不间断地找出最有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谣言,例如错误的预防措施或治疗方法等,而后用基于证据的信息予以澄清,以期用事实与数据缓解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染病症状。

  新型传染病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传染病而起的信息流行病则基本是可预见的。以紧急风险传播思路,将公众作为整个传播体系的参与主体,进一步创造性开发和利用新媒体手段收集和传播信息,是缓解当下信息流行病情的途径。流行病心理机制或如斯特朗所说是人类的普遍特征,而如何防范和疏导这种心理机制则在任何状况下都是人类不得不直面的处境。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金萍华 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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