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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蜡到猛将:民间驱蝗神的建构
2020年03月24日 09: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国安 裘兆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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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祭法》强调:“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既是各朝考量祭祀对象的重要标准,也是后人考量民间神祇身份的依据。

  中国民间庙宇中列祀的神祇都受《礼记·祭法》的约束。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对于古代朝廷如何运用神道设教、如何借助神灵的影响力来治理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神祇历来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特别在宋朝政权南移以后,伴随江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彼时的民间信仰活动十分活跃,而国家也出于政治需要大量封神,以此安抚民心,旌表功臣。南宋朝廷通过对民间神祇进行赐封,试图以此驾驭民间神灵的神力,并收揽广大信众的民心。韩森认为:(南宋)灵验祥善的神祇被赐以封号,也就被纳入官府每年按时节祭祀的名册——祀典,成了官府的合作者;另一部分不怎么灵验或者邪淫之神则予以禁止,并且贴上淫祀的标签。南宋国家在驾驭民间神祇时所采用的拣择标准开始向神祇的灵响转移,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礼记·祭法》的祭祀原则。

  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作物的病虫害是历朝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其中蝗灾是虫害的典型。中国古代社会出于对蝗虫等自然之物的敬畏,周朝就有八蜡祭祀,而虫神便是八蜡之一。钱大昕《潜研堂集》中有问答“八蜡神”一则:“或谓昆虫害稼,于礼不常祭。予谓人与物一也,人死为鬼,鬼有所归,则不为厉,故泰。厉公、厉族,厉之祀,先王举而不废。螽蝝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则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无恐,此八蜡所以终昆虫也。”钱氏把祀昆虫比作厉祭,用辩证的态度考察了它的合理性,认为祭祀虫神如同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祭祀城中无祀孤魂,意在通过安抚虫神使其有所归而不为害,使虫神的灵力为己所用。另外,虫神祭祀也是古代社会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警示,腊月致祭,虫虽不作,但防患于未然,提醒民众提防蝗灾,未雨绸缪。可见,受认知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八蜡祭的意义在于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的敬畏。

  祭祀八蜡的活动一直延续至清末,但虫神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中已被驱蝗神“刘猛将”所取代。关于“刘猛将”的记载多见于方志笔记,清人顾震涛《吴门表隐》记载:“瓦塔在宋仙洲巷吉祥庵,宋景定间建,即大猛将堂。……有吉祥上义中天王之封,旁列八蜡神像。村民舁像如飞,倾跌为敬,名曰迎猛将。此外士民尸祝,闾巷咸塑像祀之。夏秋之交,村民赛祀,名曰青苗会。其封神敕命碑,在灵岩山前丰盈庄,宋景定四年二月正书。”刘猛将庵堂建于宋代,清代已与八蜡神一同受祀,且遍及里巷。目前,灵岩山的封神敕命碑尚存,碑文提道:“迩年以来,飞蝗犯境,渐食嘉禾,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淮南江东西浙四制置使刘锜,今特敕封为扬威候,天曹猛将之神。尔其甸绥,血食一方。”碑文既肯定了刘猛将的身份,又强调猛将神的本职即是驱蝗,在“民不能祛,吏不能捕”之际,借助其神力能扫荡蝗虫,保稼护苗。刘锜作为南宋中兴名将,在抗金战争中战功显赫,他的成神经历也受南宋封神运动的影响。然而,求诸《宋会要》《宋史》都没有“猛将神”的记载,这给刘猛将身份认定溯源带来不确定性。

  宋元之际的驱蝗神刘猛将对江南的民间信仰影响深远。在历史更替中猛将神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康熙二十五年汤斌上疏奏毁吴地五通、五显、刘猛将军、五方贤圣等淫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这是“刘猛将”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官方文献中,内容却是被勒令禁毁。康熙五十八年(1719)直隶总督李维钧恢复刘猛将军祭祀,李氏扶乩降灵时得神谕称刘猛将即元指挥使刘承忠。至雍正二年(1724)李以其事禀告朝廷,朝廷把刘猛将列入祀典,要求各府州县建庙以祀。道光四年御书“神参秉畀”四字匾额;咸丰七年敕封“保康”二字,八年御书“嘉谷蒙庥”四字,颁直省制额恭悬;同治四年加封“普佑”二字。但是,通过降灵所得神为元指挥吴川刘承忠的说法实属荒诞无征,不足置辩。猛将祭祀宋、明时就有,而祀元朝人,于理不合。清人祀典列祀抗金名将多有违碍,故用刘承忠这一抗元将士来取代。对于百姓来说,祀典所祀对象的身份,对他们的民间信仰活动基本没有影响,百姓关注的是自己的风俗习惯能否延续。有了朝廷的认可,地方官就不再像对待五通神那样继续为难这位驱蝗神,这一政策给刘猛将信仰的推广提供了契机,使得刘猛将信仰的全国化成为现实。

  清末在全国各地上演了无数盛况空前的猛将庙会,苏州善人桥乡的“猛将老会”,每七年举行一次,每次花费不下两万金;江浙交界的连四荡“网船会”,据地方报纸记载:“每到会期,嘉兴北乡连四荡,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民国三十六年(1947),网船会所用猪头达十八万三千之多,民国三十七年4月,有“五十万人虔诚顶礼”,敬献给刘王的纱帽“价值黄金六两”。值得一提的是,驱蝗似乎与渔民关系不大,但“刘猛将”信仰却是江浙地区渔民信仰的核心,渔民认为“刘王”能保护他们“人口太平,生意兴隆”,大量江浙渔民的小孩一出生就要到连四荡刘王庙寄名,如此一来,“猛将神”的神格就超越了江南众多的地方神祇而声名显赫。此外,在江南地区猛将神还被供奉进家堂神龛,作为家宅的保护神。可见,它的功能已由驱蝗向保民护宅等更大外延扩展。

  驱蝗神崇拜从虫到人,是民间神祇演变中的一大进步。在南宋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受人本思想的推动,民众信仰焦点开始从自然神逐渐转化为人格化神灵。南宋封神运动的兴起使得神灵被纳入官僚系统中,成为各朝政府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民间声望高的神灵,则赐以庙额和封号,以至在朝代更替中不断累加。驱蝗神从八蜡到猛将的变革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个案例。从虫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先因其不在祀典而被禁毁,再到官方承认其身份,列入祀典,并逐年赐额加封,且为了使神灵身份服从政治,又用元将取代宋将,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朝廷参与的结果,既肯定驱蝗神的神格,又变革其历史身份,使它完美地与朝廷的身份背景相匹配。“刘猛将”列入祀典后,乾隆七年(1742)皇帝亲诣北京刘猛将军庙致祭。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七年皇帝颁发的圣旨中说:“唯信猛将军之神,祈禳可免,愚说实不足凭……然民情亦当顺之。彼祀神固不害我之捕蝗也,若不尽力捕蝗,而唯祀神,则不可耳。”可见,清朝统治者对于“刘猛将”信仰的态度主要是顺应民意,因势利导,以此安定民心,而所谓淫祀与正祀只是朝廷对于民间信仰管理的一个官方评价体系,能为官方统治社会所用则正其名而天下普推,不能为己所用则厉行禁绝,驱蝗神的变迁正是演绎了统治阶级与民众在民间信仰上的这一互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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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国安 裘兆远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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