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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书抄体”研究反思
2020年03月10日 0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庄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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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降,周作人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出现了很多重要成果。但部分学术成果有待进一步全面分析与深入研究,周氏“书抄体”研究,即是个案之一。

  继承古代近世书抄文遗产

  书抄体是周作人1930年后写作数量最多的一种文体。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周氏自《夜读抄》肇始的书抄体多持批评贬抑态度。司马长风认为,它们“距离散文的要求,尤其是距美文的要求越看越远”,因而不予置评(《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进入新时期,唐弢指出,周作人是“Familiar Essay——随笔性散文”的“代表”,他“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开明,要肯定,后期不行了,专门抄古书,不行就说他不行”(《唐弢文集》卷九)。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书抄体是周氏晚年所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其实,书抄体不但古已有之,且近世亦有之,它们都曾对周作人书抄体写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书抄体原是六朝齐、梁时出现的一种文体。钟嵘《诗品》称:“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此时的书抄之风盖由诗贵用事衍及各体文章而成。其文类特征是抄掇群书,辑录众说,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在书抄基础上,尚可编撰类书、类苑。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指出,“《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

  周作人虽未谈到他的书抄体与南朝书抄文章的关系,但他的书抄文却呈现出类似南朝书抄的特征,也不难从中窥见“缉事比类,区分题目”,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两种模式的印痕。此种类同,可谓其来有自。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1918)一书中评论古罗马G. P. Secundus《自然史》说,“性质实同类苑,据自序所记凡二万事,而辑录众说,不加决别,并收志怪之言”。而周氏散文已有书抄或译抄文,前者如《日记与尺牍》《巡礼行记》,后者如《猥亵论》《文艺与道德》等。1932年周氏撰写“以猫为主题”的小文,曾“先调查猫的典故,并寻觅得黄汉的《猫苑》二卷,仔细检读,次又读外国小品文”诸名家“谈动物诸文”,后几经辍笔最终写成《赋得猫》,即是典型的书抄体随笔。事实证明,南朝类书、类苑等书抄文体概念,不但早已进入周作人的艺文学术视野,而且导引周作人后期书抄文的写作实践。

  而相比之下,以清代学者俞正燮为代表的近世书抄文,对周作人的濡染更为彰明较著。周作人十分推崇俞理初,赞誉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在他看来,俞氏“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俞理初的诙谐》)。他自小就“颇喜欢”俞氏,时常翻读其《癸巳类稿》,后又购读《癸巳存稿》。俞氏二稿“以类相从”,尤多书抄文。李慈铭曾赞其“博综九流”“浩博殊不易得”,但“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因“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关于俞理初》)。周氏出于珍爱,搜罗俞著不同刊本,包括通行本、巾箱本、影印本及藏家批注本,计《癸巳类稿》四部、《癸巳存稿》三部及《四养斋诗集》一部。

  周作人后期以褒扬俞氏其人其文为题的散文多达四篇,其后期散文亦常引述《癸巳》二稿,其中通篇或大部分抄录的若干篇什竟全属书抄文。如《俞理初的诙谐》开篇全文抄录《癸巳存稿》卷四《女》。俞氏此文抄引中外十种古籍涉及女性的训诂、谣谚,经史子集的论述,诗文小说的描绘,表现了作者明达的见识与两性平等的伦理观念。全篇详引略引,错落有致,或录全文,或摘章句,繁简得当。抄引中又以精要的评语予以申释,缀连上下引文,绾合全篇。周作人赞叹此文“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而《关于俞理初》则全录《癸巳存稿》卷十四《白席》,俞氏此文虽篇幅简短,却能彰显作者“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的另一“特色”。文中抄引《通鉴纲目》等四种古籍,嵌入两处评语,借以回旋斡运,点染渲润,使全文融为一体。

  辩证认识书抄体成就

  周作人书抄体虽蒙受六朝和近世书抄文的浸润,但毕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书抄文,它是周作人经由文体“通变”力图创生的一种散文体裁,然毋庸讳言,也是周氏散文创作走入狭邪小路的表征。笔者以为,对周作人散文来说,书抄体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语体。后者称之引述语体似更妥帖,它是周氏散文尤其前期散文的一种重要语体,在语篇的记叙、抒情或议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

  而书抄体在周作人后期散文创作中衍变为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它虽不同于南朝以降“类聚事物,不大有什么议论”的类书,但其写法却类同俞正燮的书抄文。今之论者褒扬周氏书抄文的引文详略与虚实处理,评语的申释、连缀与绾合等功能,结构的纵向移转与横向并列等,几乎均可移用来评价俞氏书抄文。

  笔者以为,周氏书抄体是融入较多古文成分的白话文,或称语体文,而不是俞正燮式的古文,但其新变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周作人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广泛接纳域外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具有多种文明交融互鉴的宏放视野,因而其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远比俞正燮广博、完备和深彻。他的书抄“根本物理人情,订正俗传曲说”。文章“以文情并茂为贵”,思想“系根据生物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识”,“以情理并合为上”(《自己所能做的》)。同时,他的书抄范围由中土扩延到欧西东洋等,对象由人事推广到物性,涉及生物、气候、风俗、物产等,拥有俞正燮等人书抄文所不可比拟的跨文化新知与学识,其对现当代知识小品、文化散文的生成也不无裨益。

  但不可否认,周作人书抄体也有较为严重的弊病,它从书本到书本,大凡跳不出“缉事比类,区分题目”,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的窠臼。克罗齐认为,“一部诗作或一组诗作问世后,无法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摹仿或改编来继承和发展它们。……诗歌不能产生诗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需要有阳性元素,即需要有现实的、激情的、实际的和精神的东西的参与”(葛兰西《论文学》)。尽管周作人若干书抄文也有“阳性元素”的参与,如有关人事的《性的心理》《谈卓文君》,关于物性的《兰学事始》《常谈丛录》等,在文中融入了现实的、激情的与精神的东西,但“阳性元素”的参与毕竟显得淡薄,尚不足以破解书抄体的瓶颈,使它跻身为新变的文体。而他的绝大多数书抄文却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它虽也是“表现自己”,却绝非“最好途径”,所表现的只是抄录、蹈袭别人的自我。其此类文章大都板滞、沉闷,形同一律,不复有前期散文的生香活色,已然失落了以自主、独创为标志的文体创造的精义。

  周作人的书抄体,并非周氏自诩的“疾虚妄精神之现代化”或“新《论衡》”(《俞理初论莠书》)。周氏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大家,其在1930年后的创作不能别开生面,却仅以摭拾丛残的书抄自足。当年金克木嘲讽道,周氏引领的“言志”,“广抄旧书,但真言志文抄书是自己话借别人嘴说,伪言志文便是说了半天有人无己”(《文化卮言》)。钱穆也认为周氏“写文像要学苏东坡的《志林》一类,但东拉西扯,只是掉书袋”(《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笔者以为,书抄体堪称其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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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庄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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