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关注 >> 本网原创
刘义庆著述宗旨再探讨
2020年03月10日 0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建成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刘义庆著有《后汉书》五十八卷、《徐州先贤传》十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世说》八卷、《小说》十卷、《典叙》、《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集林》二百卷,共计10种,规模与数量都非常可观。然而完整存世者唯有《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二书则有较为丰富的佚文存录于唐宋类书、佛教典籍中,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其他著作皆已亡佚,仅存少量佚文。《世说新语》以“玄远冷峻”“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风格记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日常生活和遗闻轶事,是魏晋名士风度的传神写照,被鲁迅誉为“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影响深远。《幽明录》是南朝志怪小说最优秀的作品。《宣验记》即所谓“释氏辅教之书”,是佛教的宣教之作,具有直接的目的性。刘义庆的文学史、文化史地位,正是凭借这三部著作奠定的。

  向慕高门雅道风流

  刘义庆为什么要编撰《世说新语》等众多著作,其著述宗旨何在?这是刘义庆研究的一个焦点。然而虽然论者众多,但歧异不大,相关研究基本都遵从了周一良的观点,唯加以补充完善而已。

  《宋书·刘义庆传》云:“(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周一良据此分析《世说新语》的编撰,他指出:“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世路艰难’)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周一良讨论的虽然只是刘义庆编著《世说新语》的原因,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也可移用到对《幽明录》《宣验记》《集林》等书编撰原因的判断上。如关于《宣验记》的编著,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说:“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在王室内部矛盾斗争中遭疑忌,于是晚年以奉佛为韬晦全身之法,故在《宣验记》中多讲佛法应验果报之事,成为‘释氏辅教之书’。”

  笔者之前也认同周一良等学者的上述观点。然而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按照陈寅恪、田余庆等学者的论断,刘裕、刘义庆所属的彭城刘氏,其家族门第并不是高门士族,而是次等士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无法与高门士族相提并论。刘裕早年就曾颇受凌辱,掌权之后则对豪门士族予以打击。高门士族借以自傲的一大因素是其在文化上的优势,这一点确是刘裕及其家族的软肋。《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雅道风流,可以理解为名士风流,的确是刘裕所缺乏的。孙楷第也总结说:“说京洛话,写得好字,作得好诗,能谈义,这四样是士大夫的装饰品。刘裕一样也不会。”(《刘裕与士大夫》)刘裕的这些“短板”,在《宋书》《南史》等相关文献中有不少记录。

  随着权力的扩大与政治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取得帝位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与主动后,文化上的差距还是令刘裕心中不安,于是他在文化上也有意识地向高门士族靠拢,如组织戏马台赋诗(《宋书·王昙首传》)、彭城赋诗(《南史·谢晦传》)、送孔靖东归戏马台百僚赋诗(《南史·孔靖传》)等。《艺文类聚》卷十四引沈约《梁武帝集序》,称刘裕“虽阙章句”,但亦“好清谈于暮年”。在这些活动中,刘裕是组织者,也很想做一个参与者。他这样做,固然有政治、文化上的需要,有附庸风雅的成分,但出于本心的向往、向高门士族看齐的努力也是很明显的。

  主动进行文化建设

  在刘裕的努力及表率作用下,整个皇族的文化素养自然有所提高,出现了两位沾沐士族风尚、又有良好文化修养的人物,一位就是刘义庆(另一位是宋文帝刘义隆)。作为刘宋皇族文化建设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刘义庆的一系列建树有“爱好文义”(《宋书·刘义庆传》)的内因,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有深意的,即要加强皇族的文化影响,缩小与高门士族的差距。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世说新语》的编撰,此书一向被视为名士教科书,可说是对刘裕“倾心”名士风流最好的呼应。除《世说新语》外,刘义庆还著有《江左名士传》一卷,亦属此类。

  至于《幽明录》与《宣验记》的编撰,也属同样的情况。汤用彤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什么元嘉时期佛教兴盛?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即宋文帝的提倡和扶植。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据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刘义隆受范泰、谢灵运、宗炳、颜延之等影响而扶植佛教,并云:“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也即是说,宋文帝提倡佛教,还是为了其统治的稳固。

  此外,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晋宋之际思想界有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其实这一论争从东晋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到齐梁时期范缜著《神灭论》,一直绵延不断。东晋末年,罗含著《更生论》,认为神不可穷,孙盛作《与罗君章书》驳斥其说。宋初,郑道子著《神不灭论》,宗炳著《明佛论》,后者进一步提出“精神不灭,人可成佛”。何承天作《达性论》与宗炳辩难,颜延之则作《释达性论》质疑何承天的说法,何承天又作《答颜光禄》重申己说(均见《弘明集》)。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乃作《神不灭论》表示反对(《高僧传·释僧含传》)。两种观点的交锋非常激烈,影响较大。此外,佛道之争、儒佛之争在当时的思想界也都是比较显著的问题。

  刘义庆一方面作为佛教徒笃信佛教,一方面作为刘宋皇室的重要人物也有义务为王朝的政策服务,所以宣传佛教思想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幽明录》与《宣验记》的编撰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宋书》云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显然并非仅仅出于全身避祸的目的,其中定有对宋文帝佛教政策的呼应与支持。

  《宋书·刘义庆传》记载,他还“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刘义庆祖籍彭城,属徐州,《徐州先贤传》是礼敬乡贤之义。奏上朝廷,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官方色彩。《后汉书·班固传》云:“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李贤注曰:“‘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故《典叙》显然并非一般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应是十分厚重、典雅的庙堂之文。

  刘义庆自幼便为刘裕所知赏,刘裕常称赞他说:“此我家丰城也。”(《宋书·刘义庆传》)“丰城”即丰城宝剑,是比喻的说法,刘裕以剑中神品喻刘义庆,称赞其为家族精英,很是看重。事实上,刘义庆后来也的确成长为刘宋皇室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编辑群书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王朝文化建设的自觉,将其视为一种事业与责任,而他也正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不二人选。

  刘义庆与刘义隆的关系和感情颇为复杂。一方面,刘义隆生性猜忌,刘义庆甚为忌惮;另一方面,他们关系密切,刘义隆是临川王刘道规养大的,刘义庆则为刘道规继子,刘义隆对刘义庆非常看重,刘义庆自然也支持刘义隆。而且,以刘义庆的身份地位,也无法置身事外。周一良视刘义庆的著述为被动的个人事业,自然有其合理性成分,但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刘义庆编撰群书的行为更多还是他主动的文化建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赵建成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