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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美成在久 四十年初心不变 ——写在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颁奖之际
2020年01月15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丽 葛吉艳 字号

内容摘要:十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记载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篇章,印刻着社科人筚路蓝缕的成长足迹,标注着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同时也引领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风向,成为社科人永葆初心、砥砺前行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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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北京,天高云淡,层林尽染。

  金秋时节的长安街,幸逢盛事,喜庆盈盈,似乎每一幢建筑都在诉说着自己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故事。

  位于东长安街起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晏然自若又尽显生机。一代又一代社科人在这里孜孜钻研、笔耕不辍,一席又一席学术研讨滔滔不绝、沁人心脾。

  在新中国继往开来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都印刻着社科人砥砺前行的坚定足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于1949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5年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自此,承载着祖国进步与民族复兴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开始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1977年5月,党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激励科研进步,1993年4月,中国社科院通过《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条例》《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实施办法》。同年12月15日,召开优秀科研成果奖颁奖大会,首届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诞生。由此,社科人的每一分努力和成就都将载入史册。

  2019年,伴随着祖国70年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已走过十届。

  十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记载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篇章,印刻着社科人筚路蓝缕的成长足迹,标注着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同时也引领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风向,成为社科人永葆初心、砥砺前行的最好见证。

  回望数十年,社科人殚精竭虑,辛勤耕耘,获奖的每一部成果都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寒窗苦读开头,以繁荣中华文明为脉络,以累累硕果结尾。每个故事都饱含深情,彼此间又相得益彰,铸就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峥嵘岁月史。

  十届呕心沥血

  浇筑中国人文社科发展之根基

  社科院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1977年,胡乔木同志牵头整理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这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05年,中国社科院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为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应用 形态 前景》(徐素华,第五届)、《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未来走向》(靳辉明等,第六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上、下卷)》(吴元梁,第九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侯惠勤,第九届)等优秀成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深刻吸取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诫全党要怀有忧患意识,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李静杰,第三届)、《苏联高层决策70年》(邢广程,第三届)、《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第六届)科学剖析苏联亡党亡国历史原因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深刻启迪。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优渥土壤。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科院学者就所有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国际关系等重要问题展开研究,产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成果。比如,《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张卓元等,首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王家福,第二届)、《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等,第四届)、《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李国强,第六届)、《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厉声,第七届)、《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课题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前沿Ⅱ》(张平等,第九届)、《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高培勇,第十届)、《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蔡昉,第十届)等成果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亟待回答与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以及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政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夏鼐主编,首届)、《汉长安城未央宫》(刘庆柱,第三届)、《清代全史》(王戎笙等,首届)、《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首届)等成果丰富了社会大众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认识,展现了中华史学文化的精深浩瀚。

  编纂反映一个时代学术积累的大型工具书和文献资料,造福后世学子,是中国社科院学者不畏艰辛、孜孜以求的治学目标。《甲骨文合集》(胡厚宣等,首届)成为甲骨学、商史乃至早期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不可替代的宝贵学术资料。前后历经二十余载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语言所词典室,首届)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已成为学习现代汉语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书之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陈燊主编,首届)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和学习常使用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些作品使我们能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反观百余年来的中外文化,其意义已超出成果本身。

  十届秋收冬藏

  积蓄社科繁荣之动能

  翻开近百页的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名录,纵览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看到一部部久为传唱的经典,仿佛置身于一场古典交响乐之中:奏鸣曲,节奏明快;变奏曲,徐缓静谧;诙谐曲,挥斥方遒;终乐章,荡气回肠。像是一场独立的科研人生,起承转合;又像是科研工作的代际传承,初心不改,绵延不绝。

  学术大家:家国情怀与时代风骨。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通晓梵文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其语法变化复杂,全中国掌握这门语言的也不过几十人。进入21世纪以来,黄宝生先生(《印度古典诗学》(第二届),《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第四届))深切意识到我国梵学研究的落后现状和建设培养一支接续性研究队伍的迫切性。2007—2009年他开设了梵语研读班,为学员们编写辅助读物,带领学员们精读梵语原典。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立项,黄宝生先生主持梵文研究中心工作。为此,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搁置了自己热爱的文学研究。

  回忆起多年梵文人才队伍建设的往事,他说:“我们是一心一意培养人才,而不是‘做样子’”,“只要学生肯投入,我就负责把他教会。”黄老总是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梵学领域的空白那么多,一辈子都做不完。“我年龄大了,视力也很差,慢慢地也就丧失工作能力了,但现在能做的事情就要做。中国有些学术总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好在中国的梵学现在呈现向上发展的好趋势,不少年轻人愿意学,好好培养的话,能培养出来一些,这些工作的效果慢慢会显示出来。”黄老曾欣慰地这样说。

  汪敬虞先生(《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第四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第五届),《近代中国国家产业化的艰难历程》(第六届))一生致力于经济史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巫宝三先生主持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敬虞先生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等大量优秀作品;82岁仍笔耕不辍,发表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填补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

  作为经济史学大师,汪敬虞先生为人虚怀若谷,爱护青年学者成长。他一直希望中国经济史学科能够后继有人,每当有年轻学者请教文稿,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甚至是素不相识的外地学者的,他都不计时间认真阅读,提出具体的意见。在院所评奖时,他常常不愿上报个人成果,一再表示应当多表彰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

  学术骨干:精神传承与学术拓展。帮带传承有始有终,新老更替矢志不渝。

  中国社科院自建院以来,涌现出一大批学术骨干,他们始终秉承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敬业、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敢于创新、敢于担当,在学术再创造的基础上,努力践行学科带头人的使命。

  自1988年9月完成学业回国,朱玲(《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青藏高原东部农牧区案例研究》(第十届))的学术研究一直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坚持以实地调研为主要研究方法,聚焦收入分配、减少贫困、社会保障和农村发展等问题开展研究。在以《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为最终成果的项目研究中,朱玲带领课题组成员克服大量身体上与心理上的困难,几进藏区,对位于海拔3000—4000米的青藏高原东部农牧村庄和住户开展案例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目标远大、心胸开阔、道德高尚,才有可能使那些并非天才的人做出超越常人的贡献来。我想,这就是道德情操对研究者的影响。”朱玲这样阐释自己的治学态度。

  “世界史研究在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世界历史》,成为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夙愿。”回想起《世界历史》课题立项之初,武寅(《论日本近代民主制的建立》(第六届))仍记忆犹新。“我们有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团队,我们不干谁干?”学者们意气风发,给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的局面打下了一剂兴奋剂。《世界历史》课题研究历时十二载,身患癌症的老学者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始终坚持课题研究,直至交稿。在得知辛苦多年的成果获得了院奖后,青年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奖金,转给这位老学者。《世界历史》研究团队用“持之以恒”“不畏艰难”“相互扶持”的精神品质铸就起了自己熠熠生辉的学术研究历史。

  学术新星:秉承使命与开拓创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工作如此,科研工作亦是如此。

  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中国社科院成为他们走出象牙塔后的第一站。“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态度、“为人民做学问”的优良传统,虽然是老一辈社科人留下的金玉良言,但是却像是一种精神持续影响着中国社科院的代代学人。“对于一名有志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志于以自己的智慧和学识为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青年人而言,能够进入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工作,是人生中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选择。”从事法学研究的廖凡同志(《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趋势:兼论我国的回应与对策》(第八届))这样说。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要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对现实的关怀精神,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理论功底与现实关怀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练就深厚的理论功底,我们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觅到‘真问题’;只有心怀对现实的关怀和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才能从国家利益出发探知问题本质、提供有益建议,进而为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尽绵薄之力。”这是任琳(Rationality and Emo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Franco-German and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s(《理性与情感:德法与中日和解的比较研究》)(第十届))对自己的要求。多年来,中国社科院不断完善各项科研管理制度,在科研项目、成果管理、对外交流等方面为青年学者拓宽了平台,也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回想过往,任琳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十届厚积薄发

  构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回顾院史,十届优秀科研成果成为社科人努力构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力见证。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1977年建院初期,中国社科院有15个研究所建制,自1995年第一次全院性的学科调查工作后,先后实施五次学科调整工作。2019年,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开展学科与人才建设情况调查。目前,我院学科门类齐全,大多数一、二级学科具有比较悠久的学科建成史,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等一批传统学科在国内该领域学科史上发挥了重要奠基作用。一批特殊学科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王珏欣等,首届)、《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等,首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等,首届)、《甲骨文合集》(胡厚宣等,首届)等为本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马大正等,第三届)、《中国天文考古学》(冯时,第五届)、《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庄贵阳等,第七届)、《低碳城市:经济学方法、应用与案例研究》(潘家华等,第九届)等成果引领和带动了本学科快速成长和发展。

  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指出,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边探索边发展的真实写照,其中也贯穿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探索与发展。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学者立足国情,紧跟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认识,先后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刘国光等,首届)、《宏观经济模型论述》(汪同三,第二届)、《新形势下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启示》(刘溶沧,第三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陈佳贵等,第四届)、《中国货币市场:理论与实践》(李扬等,第五届)、《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课题组,第六届)、《走向“共赢”的中国多级财政》(高培勇,第七届)、《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蔡昉,第八届)、《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研究》(黄群慧等,第十届)等成果记载了社科人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中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不断打造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思想先导、理论支撑、文化传承、智力支持的功能和作用。纵览十届院奖,我们看到,《中国通史》(10卷本)(范文澜等,第二届)、《唐代文化》(上、中、下卷)(李斌城,第五届)、《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卷本)(杨一凡等,第五届)、《本草纲目》(全英译本)(罗希文,第六届)、《中华民国史》(36册)(李新等,第九届)等优秀成果向世界解读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西藏独立”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伍昆明,第四届)、《“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周琪,第四届)、《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第六届)、《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吕耀东,第十届)、《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张树华等,第十届)等优秀成果用学术话语打破西方国家话语霸权,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抚今追昔,社科人披荆斩棘,不负重托。他们始终围绕在党中央周围,以为人民做学问为己任,美成在久,久久为功;他们以党和国家发展为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展望未来,社科人不惧艰险,永葆初心,他们将继承老一辈哲学社会科学家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更加激情满怀。他们将继续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作者简介

姓名:郝丽 葛吉艳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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