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事业关乎真相、真理的发现和分享，自由和秩序的动态平衡，关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也关乎多元文明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之相应，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不单是学科内部的知识生产问题，且应服务、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观念设计、制度安排、路径选择和伦理建设。学术创新首先要明确当下的历史方位，标划向上升进的逻辑和现实起点。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始，学界惯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说法比拟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历史处境。百年倏忽而过，向西的维度持续铺展，以至常有人发出西学“话语霸权”之叹，而向中、向今、向古的维度则有待进一步深究和开拓。

　　中国问题与全球价值

    何谓向中？若总体答之，向中即有中国特色。从输入一端看，我们不可能在抽离语境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概念解释、解决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地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亦不可沦为西学的中式佐证或案例。从输出一端看，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人类解决共同关切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场景，其间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发展及其理论化本应涵养中国禀赋、精神、风格和气质，进而增益本领域的全球学术创新。

　　但是，上述原则仅陈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的必要性和应然规范，尚未确认其逻辑和现实起点。这个起点不是西方知识和西方问题，甚至也不是局限于理论建设内部的本土知识，而是真切、实存、生动的中国问题。理论当然有其“自生长”的需求和动能，而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应用学科来说，来自现实问题的召唤总是更为显著、优先，甚或是第一位的学术创新动能。在应用学科领域，从知识到知识的创新固然必不可少，却要警惕“理论的空转”或“玄学化”——概念压倒问题、想象脱离现实、外部解释替代内部经验论证，通往“无根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从中国问题出发，双脚踩在中国的泥土里，“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并非一项纯粹的政治动员，而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行至百年、传播学引入四十余年后自主自觉的积极选择和主动建设。譬如，如何理解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如何定位新闻传播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如何引导和规治泛媒介、万物互联、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容生产、算法分发、平台运营和伦理选择？我们还可以开出更丰富、完整的现实问题清单，而对这些问题的学理响应，正是学术创新动力之源。

　　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不是走学术封闭的老路。我们所欲构建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并非独占世界一隅的单向努力，而应具有普泛的全球解释力，促进多元文明交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学术话语的竞争不可避免，而对话、融通更为重要。中国特色意味着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关怀，同时也意味着在地知识生产与全球价值生成兼顾兼容。在这一点上，新闻传播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应致力于开创中西思想辉映、环抱的整体文明气象。

　　学科主体性与融合创新

    在向今的维度，除了前述以中国问题为起点，构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尚须考量与关联学科的融合共创。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施拉姆在大半个世纪前描述了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多学科交叉的十字路口。新闻学素来也被公认为杂家之学，向社会和历史敞开自身。二者一直身处多元交叉地带，常为时势、技术和外学科的近邻所冲击，持续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形成了“领域的骚动”。骚动的实质，便是要走出十字路口，确立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