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政治和经济辩论，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它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流行语。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受到热议，主要是因其主张“财政赤字对那些能够以本国货币借贷的国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可以用自己的货币借贷，当美国政府需要偿还债务时，只需印刷更多的美元就可轻松解决；如果引起通货膨胀，通过提高税收规模就可以稳定物价。

　　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既可以满足特朗普政府扩大基建投资和减税的预算需求，又可以满足民主党绿色新政、全民医保等巨额财政支出提案，受到美国政界的普遍欢迎。但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国会表示，现代货币理论“完全错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反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认为其理论逻辑含糊不清，政策主张后果非常危险。本文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角度，就现代货币理论的兴起、观点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内在诉求

　　“现代货币”的含义是法定货币（fiat money），依靠政府的法令成为合法通货，与金本位时期的金属货币不同，它是不兑换为金银的纸币，其购买力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现代货币理论不是一个新理论，而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国定货币理论、内生货币理论、凯恩斯主义等为基础，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政府作为最后雇主通过债务融资保证充分就业等政府干预政策。该理论之所以在过去默默无闻而近年来备受瞩目，是因为与2008年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选择债务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阻止国内经济衰退，美日欧等选择了债务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扩大政府支出，扶持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开启长达近10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各国利率普遍较低，有些甚至低于零，为政府发债和扩大支出提供廉价的资金。在双宽松政策组合的大力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在2016年前后勉强回到了经济正常增长的轨道，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政府债务迅速膨胀，占GDP的比重急速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在1988—2007年间一直在60%左右，而2007—2015年，该比重由64%急升至105%，已接近二战时期的水平。2007—2015年日本和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明显上升，日本由183%上升至248%，欧元区由65%上升至92%，致使多个欧盟成员国陷入政府债务危机。

　　长期来看，这种债务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稳定，美日欧的经济复苏之路多有波折。以美国为例，经过8年的政策刺激，2016—2018年美国取得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是自2018年以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出口逐年萎缩，制造业活动指标也在减弱，2019年二季度和三季度GDP增速回落至2%左右。

　　面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再次回归宽松货币政策，提前结束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并且于2019年8—10月连续降息，市场对重启QE的预期不断增强。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债务上限不断上调，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使联邦政府收入增长低迷，政府融资更加依赖于债务发行。2008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上调联邦政府债务上限10多次，以满足联邦政府借款的需要。按照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案，2020财政年度末期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将继续创新高，达到24万亿美元。对此，美国媒体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约束已成为一个笑话。

　　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仍会延续债务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正在不断递减，需要更强的刺激力度，由此使得人们普遍担心，这一模式最终会带来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引发通货膨胀或债务危机。现代货币理论则另辟蹊径，认为政府债务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经济繁荣的必需品，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刺激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不可持续之间的矛盾，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理论辩护。这也是现代货币理论从默默无闻到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