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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掘“毛泽东读教科书批注和谈话”的伟大时代意义
2019年12月08日 09: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周兵 字号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内容摘要: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和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六十周年工作坊于12月7日在广州举行。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2月7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和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六十周年工作坊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30多名中青年学者出席工作坊,另有60余名青年博士生列席旁听。

  与会学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在党内干部群体中发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活动。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理论探索。毛泽东率先垂范,1959年12月起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历时两个月,始于杭州西湖畔,完成于广州鸡颈坑招待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以中央领导身份开展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专门性读书活动。在这一读书活动中,毛泽东留下了近十万字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其文字规模,思想丰富程度等,都远远超过毛泽东其他单篇文献。这一批注和谈话,包含了诸多深刻思考和真知灼见,是继《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又一次重要而全面的探索。而相对其他两篇文献而言,对这一批注和谈话的研究,则要稀少得多。它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遗珠”,更是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学术宝库。

  关于读书活动的由来和谈话记录的整理

    与会学者认为,有感于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困难和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来澄清思想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在结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获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为毛泽东读书小组成员,邓力群不仅对毛泽东的读书谈话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而且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多次对谈话记录进行了整理,历时近40年最终整理出近千页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一文字整理工作,在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历史上,绝无仅有。比较当时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所组织的读书小组留下读书笔记的简略记录,邓力群的整理工作,为我们党留下一份重要的理论遗产,其贡献应该被铭记。

  关于毛泽东读书时谈话的主题和内容

    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很有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毛泽东提出民主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关于国家工业体系问题,毛泽东强调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引,我国获得了赖以抵御外部的各种封锁,直至今天获得抗击美国贸易霸凌行径的坚实产业基础。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强调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同时地方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关于制度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关于农村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村地区应该坚持在“精耕细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以便促进农村逐渐形成经济中心,并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发展基于农村产业需要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而不使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思路,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农业不能走“化学农业”的道路,这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极具前瞻性的可贵思想。关于现代化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并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强烈要求应该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以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言,毛泽东强调应该采用分析的方法,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不能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对于政治经济学教材如何编写问题,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而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容易导致“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内容重复或是前后互相矛盾,缺少统一和集中。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当时曾在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参加工作坊的学者,有政府智库学者,有党校教师,有大学老师,也有在读的研究生。大家联系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是“遗珠”,更是宝库,值得学术界,尤其是毛泽东研究界深入发掘。有关部门也应该大大加强这方面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的力度,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供稿:周兵,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兼职研究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

会场照片

会场全景

合影

作者简介

姓名:周兵 工作单位: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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