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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时代“中国之制”更好推进“中国之治”
2019年11月22日 12: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祥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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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是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的一条基本主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还创造性地出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标志着推进当代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对这一建设的全面部署和贯彻落实。

  一、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逻辑

  放眼全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把世界各国都拉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竞争,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全球化的竞争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地缘和政治之争,其背后却是国家的制度、体制和模式之争,而国家制度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或国家能力之争。

  一般来说,人们所熟知的现代国家(或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形成和发展史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等级制国家时期,这是有着传统的封建制烙印和等级依附关系的国家形式;第二阶段是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拥有现代意义上的统一主权和治权,并在一定的疆域内构建具有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的政治共同体;第三阶段是现代民族国家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由君权或王权向议会权力转移,以此为标志,西方的国家形式也由绝对的君主制国家转化为限权的代议制国家。

  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其实是“民族”这种社会形式的“共同体”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统治体”的合体,它反映了在现代国家形成背后两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一是社会化的“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宗教或地域性团体中解放出来,从而成为自由、独立和自主的“权利”主体;一是“国家”从教会、封建领主和自治城市等诸多权力架构中脱颖而出,成为排他性地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贯穿着两条泾渭分明并行不悖的原则:一是国家权力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另一是社会权利原理,以此为基础则形成“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

  西方所标榜的自由体制(即自由市场制和自由民主制)基本是按照社会权利原理,以“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来安排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而在这一语境中,国家被还原为众多社会化的治理主体之一,以便构筑所谓多元化和民主性的治理体系。在他们看来,国家制度或治理的现代化就是民主化。然而不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按照民主化的路径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例外都遭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危机。因为毫无节制地推进国家的民主化,甚至将国家降格为社会性的治理主体之一,所带来的一个根本后果,就是对国家权力原理的遗忘,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的主权和治权的衰败。

  其实,当国家唯有具备统一完整的主权和治权时,这个国家才具备健全的治理能力,才能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不论西方理论家做怎样的切割和区分,“治理”和“统治”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究其实质来说,治理的第一要义还是统治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的主权和治权问题。近现代中国历经百年的跌宕起伏也充分说明,建立高度独立自主的具有统一主权和治权的现代国家体制,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治理和现代化来说,是多么重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而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得以完成,它的根本标志,就是新中国的成立。

  二、现代国家治理参照下的“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

  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构建,不论是国家权力原理,还是社会权利原理,都不能偏废。两者之间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国家权力原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保障,国家只有具有统一的主权和治权,才具有健全的治理能力和完备的治理体系;社会权利原理是国家治理的目的或目标,即国家治理的主旨在于实现公民的诸如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一系列权利,实现经济社会的普遍繁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个成功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通常是这两条原理的政治性的或历史性的综合。

  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正是对这两条原理的印证。

  1978年之前,新中国效仿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建立高度计划性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制,所谓计划经济体制,其实是一种以国家为唯一经济主体(尤其是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国家化的经济治理形式,因而与之相关联的则是高度国家化或集中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形式。其实这是一种按照国家权力原理,以“国家中心主义”的逻辑来构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1978年之后,中国一方面开启了以市场深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市场深化所带来的不止是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且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化进程,唯其如此,市场体制才有健全的社会基础。换言之,市场的重建进程同时也是社会重建的进程,因而社会权利原理开始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塑或重建中发挥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与市场和社会重建进程相适应的、以实现公民的一系列权利为核心的制度体制或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即在政治领域坚持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变,在经济领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国家通过公有制或国有制等形式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在社会领域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各类社会组织,用以安排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其实是以国家权力原理为主导,以国家能力为核心,构建与市场深化改革相匹配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关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塑或重建,那么这一改革之所以能够赢得体制和战略的双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这场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的重建中,既坚持国家权力原理,又坚持社会权利原理,而且这两条相反相成的原理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实现了体制性的综合。这一综合的历史性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制”)的创立、形成和发展,以及由此开启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之治”)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之制”的核心就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社会市场建制的创造性结合,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语境中,其实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原理与社会权利原理的创造性结合,既超越苏联模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又超越西方模式的“社会中心主义”,从而形成党领导国家治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即“中国之治”。

  中国的改革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已经通过实践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它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符合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基本逻辑,同时还秉承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传统,因而具有诸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三、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塑或重建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在市场深化的改革基础上开启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重塑和重建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因为它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在市场和社会深化的基础上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总体规划、战略安排和系统部署,这也向世人展示了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国家主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是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原则。以此为基础,坚持国家主导原则,坚持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的社会治理主体,更不能将其边缘化,这是构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不是一小撮精英的事业,而是人民的事业,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因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公众与社会各界参与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完善“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必然选择。

  三是坚持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一项制度的好坏,或者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合理性,关键是看这项制度能否将社会或国家治理好,当然,一种治理的好坏,它的治理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看是否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好的制度和运行机制。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在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上做足功夫,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唯其如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日臻完善。

  四是坚持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四治”融合。“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不仅要有健全的法治基础,而且还要有深厚的道德基础,因而在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法律建设和道德建设、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此外,在构建国家在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时,还要坚持自治与共治相融合,即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自治共治联动融合的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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