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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愿江湖两相忘
2019年11月08日 08: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蒋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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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士是古代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乐于依水而居,喜欢徜徉山林,占全了喜水乐山的雅好,遂有江湖之士、山林之士的美称。在2500年前的洛阳城,老子做出了归隐江湖的决定。他来到一个叫作“沛泽”的地方。沛泽地处齐鲁、中原之间,时有战火,于是他再次选择远行,西出函谷。

  可见,老子四处寻觅山林湖泽,主要是为了屏蔽外界烦扰,而不仅仅是追逐山水之美。老子走出函谷关后,太史公说“莫知其所终”,没有线索,失联了。但事实的真相或许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江湖,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世人无法窥其足迹。

  老子去了哪里,大可不必细究,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与他人相忘于江湖。而另一位提倡“相忘江湖”的庄子,却没有老子幸运。庄子身处的时代更复杂,战争更残酷,何处能隐?豁达的庄子干脆说,“人世间就是我的江湖”。为此还创造了一个形象的词:陆沉。“我逍遥、沉隐于俗世,权当看不见那些污垢,你们也当看不见我吧。”庄子的江湖是无形的,在他心中。

  庄子的做法,后人大为推崇。只不过有的人徒有其表,反成笑话,例如东方朔。东方朔踌躇满志,但不被汉武帝重用。他想去归隐,又怕忍饥挨饿,最后宣称隐与不隐最重要的在于内心,自己归隐于庙堂。结果被后人骂惨,扬雄说,“你无非贪恋那几口好吃的好喝的,归的哪门子隐?”的确如此,庄子在尘世里嬉笑怒骂,与某些东西保持了足够距离。而东方朔呢?世人看不到他内心的江湖。

  这方面,魏晋文人做得比东方朔好。竹林七贤里有几个虽出仕为官,但不妨碍他们游湖戏水,肆意山林。其中,山涛还被认为“吏非吏,隐非隐”。反过来说,他即是“吏”又是“隐”,两者兼得。处江湖之远与居庙堂之高,随机切换的模式,在魏晋非常多见,以至于有人提出了“隐初在我,不在于物”的观点。可见,这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生活方式,渐渐为人所接受,并成为一大潮流。

  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觉得,吏、隐之间其实还是有精确区分的必要,那就是不做庙堂高官,也不宜隐遁岩穴之中。前者是大隐,太喧嚣;后者是小隐,太冷清。做个不大不小的散官吧,不会冻馁,也不至于劳顿,最好。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名为《中隐》的诗,以示己志。

  当然,魏晋隋唐文人的巧妙处理,也有一个问题,处处是江湖,也就没有江湖了。换句话说,“隐”那么宽泛,就无所谓“隐”了;“归隐”原本与“出仕”相对而论,两者的边界完全模糊,没了参照,也就名不副实。因此,到了明清之际,不少文人构想自己的江湖,提倡回归山林或湖泽,远离尘嚣,比如诗人龚自珍。龚氏希望“枕高林,藉丰草”,做个“山中之民”,听听山中的“大音声”。这样的生活,与先秦的老子遥相呼应。

  可见,隐士的江湖不复杂,也不险恶,但如何在无形、有形之间选择一个两全其美的,并不容易。所以,就有了老子的江湖、庄子的江湖、竹林七贤的江湖,以及白居易等人的江湖。某种程度而言,古代隐士不同的江湖,其实也是他们两难权衡的心路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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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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