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我国涌现出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热潮。早期的政策执行研究更多关注政策执行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政策执行研究的一些共识性框架。其中，公共政策执行变通研究成为政策执行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政策执行变通成因研究的三种视角

　　我国政策执行变通成因研究，总体分三种视角：政策执行的政策本身视角、经济学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

　　政策目标视角的分析对象是政策本身，这部分研究将政策执行变通归因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控制了政策执行者的行为意图。政策本身视角认为，国家出台的不少政策存在缺陷，导致在基层难以施行，基层的合理化调整，造成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原初政策出现背离。这一视角的政策执行变通研究，将政策执行变通视为中立现象，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执行上级政策的行为。

　　政策执行的经济学视角，将政策执行扭曲归因为地方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亦即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象征性、选择性地执行政策，甚至部分修正政策，使其能够符合地方的利益需求。这一视角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政策执行变通是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与上级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政策执行的经济学视角不再考虑政策本身特性，而将政策执行作为执行主体、目标群体以及政策委托者三方成本—收益分析后的博弈结果。但是，该思路不能解释我国繁复的政策执行变通形式和结果，即政策执行变通不是简单的政策接受与否，往往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结果，有的政策落实程度高，有的落实程度低，有的附加了其他政策结果等。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政策执行变通置于政策执行的制度背景中，根据不同的政策执行环境，分析不同的政策执行变通机制和结果，即政策执行研究的制度主义视角。

　　政策执行研究的制度主义视角的核心，是提出政策制度与政策执行制度环境之间的嵌入性关系，将政策执行变通的成因与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激励机制等制度性因素结合。不同的规则嵌入关系，决定了政策执行的不同类型，因此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在于政策规则本身与政策执行的制度背景的融洽度，不同程度的融洽度导致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的整合程度不同，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

　　就政治体制而言，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具有“完美行政”和“地方利益代表”两种角色。就行政体制而言，我国条块结合的行政体制决定了我国政策的“层级性”和“多属性”特征，政策执行也就成为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府际关系互动的结果。纵向上包括序贯博弈、层级推动—策略响应等方式形成政策执行模式；横向上为同级多部门合作，最终通过目标异质性、激励非均衡、约束差异性三个维度使相关部门形成一个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此类政策执行研究多基于各地实践，发现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政策变通方式，以及各地微观方面的操作。除此以外，政治过程和行政过程合一的行政体制还出现了诸如中心任务政策吸纳非中心任务导致的政策顺序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