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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秩序图景中的治理体系构建
2019年11月01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建洪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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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建构质量的关键性呈现,国家秩序图景包含秩序形塑过程与秩序实际样态两层范畴,是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主观性与实践客观性的叠加。它反映的是“利维坦”在生活世界中得到“文明”安顿的制度化能力和心理—文化的认同能力,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国家秩序图景与国家治理结构的选择紧密相关,且伴随着国家建构路径的不断调整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之中,存在着未来的或然性或不确定性。对此,需要在不断发展的新背景下有更细致的理论省思与实践导引。

  国家秩序图景的演进逻辑

  我国国家秩序的核心根基是“政党—人民”的互嵌结构。这一国家秩序图景的嬗变,既与东方生产方式所造就的深厚文化传统浸淫关系深厚,也与经典作家的国家秩序观在集体主义思维路径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呈现出国家秩序建构与发展的独特规定性与制度逻辑。而国家秩序的演进,背后关键的力量是制度的力量,是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场域规定性所设定之制度逻辑的实践后果。

  第一,建构性的动员与获得性秩序。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秩序稳定是任何国家都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的结构选择既是过往组织体系有效性的延展与应用,同时要能够对新的秩序安排和制度建构形成核心支撑,从而缓释资源有限性与快速建政后的可治理性矛盾问题。因此,动员方向的转移与国家治理重心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构架与政治景观。

  第二,解构性的建设与发展性秩序。这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赖以依存的财富制造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之中,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出现新的变化,执政党与社会的交往方式与程度与既往相比也有了重要的变化。这对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新阶层力量吸纳和整合提出新的要求。国家秩序的效率逻辑,在此阶段通过发展型政府的一系列强激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经济社会驱动发展大潮,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的角度讲,国家治理都不断面临有效性的新课题。

  第三,重构性的调整与调适性秩序。无论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中混合所有制的倡导,抑或是对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匹配不足所引发的转型矛盾频发,都说明经济溢出效应不足所共生的社会、生态等问题,逐渐成为治理的中心议题。从社会角度讲,这是“权利再造”的持续需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层面看,这是战略方向中多领域、多维度审视和整合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自身力量与形象转变的过程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互方式、交往力度、影响力程度也大体同步地实现着深刻的变化。经由“站起来”“富起来”转而面向“强起来”的强大诉求,在制度赋权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大量导入更为技术化甚至精细化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实践选择。

  上述演进逻辑中,最为基本的动力机制是复杂现代性主导下的自调试机制。简单地讲,自调试是在调处和平衡治理场域中渐趋异质化主体利益的过程中,寻求最少成本和最低冲击烈度的国家自主性,从而避免因某个或某些力量的过分膨胀危及共同体的存续及其应有超越性的持续供给。现实中,特别显著的行动逻辑体现在技治主义的来临与“城市中国”的来临大体同步,给社会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譬如,就社会治理而言,网格化的导入,实质上是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实现“技术赋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实现对社会秩序的再造,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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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建洪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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