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极大增强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近年来，以基层社会智能平台建设（比如智慧街道、智慧综治）为重点、借力信息科技实时动态获取社会状况和精准配置管理力量为特征的技术治理革新在全国涌现，并且开始释放治理效能。

　　指向“清晰化”的技术治理

　　技术治理一方面区别于外部主体协同和内部力量整合两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模式，强调治理模式从“管人”“管物”到“管数”的方式转变；一方面克服了外部主体协同和内部力量整合的局限性，提升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技术治理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理性主义形式，是权力和资源的一种组织方法，指向的中心问题是“清晰化”治理。

　　社会开放性提高和复杂性增强要求精细化的清晰治理，这一过程包含特定的政治动力。统一六国之后，秦朝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正是国家运用技术手段建构清晰性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发展规划、人口普查、民族区分等举措同样包含了进行社会清晰管理的目标。然而，在传统时代，由于缺乏精细统计，官员敷衍应付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留下大量模糊操作空间，难以实现清晰治理。

　　随着网络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复杂性的简化和清晰化的实现脱离了以度量、普查等为代表的传统技术，获得了现代科技的加持。国家运用信息科技强化面向公众的信息汲取，通过海量数据搜集、分析和研判，掌握社会某个领域的动态，作出精准预测和高效响应，已经成为技术治理革新的最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