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符号学之间具有广阔的理论对话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在文艺领域，比较诗学与符号学的理论话语具有互补和互释空间。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文学科“中国学派”日渐兴盛，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有望迈向更具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比较符号学”，与比较文学形成有效的理论互动。

　　促进跨学科研究推动文学互释沟通

　　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以跨文明的理论视野为基础，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从中发现和总结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符号学则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符号表意体系，在文艺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如罗曼·雅各布森就认为诗学是“泛符号学”（pansemiotics）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符号学理论阐释文学文本及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从研究理路来看，这类似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阐发法”。如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运用西方符号学原理来阐述诗歌、小说等文学文本的著作，其基本研究框架也可被视为“阐发法”。“阐发法”可分为“以西阐中”的单向阐发与“以中化西”的双向阐发。新时期以来，中国符号学研究由于深受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其理论构建更偏向于“以西阐中”，即运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估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一阐释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从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自我，但也容易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强制阐释”。

　　从比较诗学角度来看，“以中化西”的双向阐发更强调跨文明视野下不同文学话语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而不是以西方强势话语来统摄其他弱势文学话语。因此，尽管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引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阐释空间，但仍有必要借鉴比较诗学中的“双向阐发”视角，加强西方符号学与中国本土符号学资源的理论互动，使其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才能将符号学发展为一种跨越异质文明的诗学理论，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释与沟通。

　　比较文学强调以世界性眼光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进行跨越式研究。跨越性可谓是比较文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而符号学是研究一切符号表意规律的学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符号学横跨不同学科、专业及知识门类，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以文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学科和知识门类，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学科”概念主要是指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专门之学”，强调不同知识门类之“分”。在这种学科分类标准之下，符号学属于一门专业学科还是跨学科的方法论就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曾在中外学界引发讨论。如果跳出西方现代学科观念，从本体论角度而言，符号学可被视为意义学，它强调对各个专业学科的跨越与融通，这其实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注重的是不同知识门类之“合”。

　　由此来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与符号学超越具体学科的特质在本质上是兼容的。二者都试图探究不同学科和知识门类之间的言说和表意中的“分合”规律。从学术实践来看，近40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叶舒宪尝试结合符号学理论阐释中西方文化中的神话思维模式，奠定了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胡妙胜则将中外戏剧艺术理论与西方符号学原理相结合，力图建构一套能够展现中华戏剧特色的戏剧符号学体系。而在哲学领域，不少学者也尝试运用符号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符号问题。如祝东在《先秦符号思想研究》一书中不仅涉及易学与诸子百家中的符号思想，还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符号表意观念对于古典诗词的影响。此类研究具有鲜明的“跨界”色彩，不仅属于文学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也符合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题中之义。

　　不过，国内符号学研究分属于不同学科专业，与比较文学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仍未全面展开。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将符号学作为一种超越了具体学科的理论方法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界也应进一步扩充和重构跨学科研究领域，加强比较文学研究与符号学研究之间的跨界对话和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