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加登纳（Harward Gardener）被誉为“教育领域的哥白尼”和“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首席科学家”。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和苏珊·朗格的符号论基础上，加登纳建立了一套艺术符号学思想体系。本文主要以加登纳的艺术符号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艺术符号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梳理其艺术符号学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为加登纳的艺术符号学思想构建一个清晰的脉络和轮廓。

　　加登纳的艺术符号学无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发展形成的，其艺术符号学的理论来源与其心理学和艺术学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他曾表示：“根据皮亚杰以及其他结构主义者的思想，我总结出关于人类发展的个人观点，以及一些调查方法。根据古德曼以及其他符号学者的观点，我确信艺术必须使用各种符号系统，并且每一个艺术符号系统值得我们分别进行研究。由于研究了这些名家并对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工作进行了审视回顾，我已经确信尽可能广泛地从不同角度探索艺术魅力的重要性。确实，每一个对神秘的艺术创造的‘透视’，都会对未解之谜的不同部分给予启发。”（加德纳：《艺术·心理·创造力》，齐东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确实，皮亚杰、弗洛伊德、苏珊·朗格和纳尔逊·古德曼等学者都对加登纳艺术符号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帮助。介绍皮亚杰、弗洛伊德、苏珊·朗格和纳尔逊·古德曼对加登纳产生的影响以及加登纳对各种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应用，可以更好地呈现加登纳的艺术符号学思想的基石和基点。

　　加登纳艺术符号学的理论来源

　　被誉为“揭示智慧奥秘巨人”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思想给加登纳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加登纳的艺术符号学是与儿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皮亚杰发展了儿童心理学，使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皮亚杰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开创了认知发展理论，并且通过认知发展规律揭示了儿童的心理研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例如同化、顺应和自我中心主义等。这一系列心理学研究的成果都对加登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加登纳一方面秉承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并将艺术视为一个认知的过程，另一方面对皮亚杰的自然科学理论是持质疑态度的，在他看来皮亚杰并不重视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在皮亚杰的观点里，科学认识就是认识的全部，其中并不包含艺术，然而加登纳认为艺术也是认识的一部分，也应当被重视起来。在关于不同符号使用能力发展的研究上，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艺术水平可以跨领域，即如果一个儿童在文学上有一定水平的理解能力，那么他在绘画、舞蹈等其他方面也应能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加登纳却否认这一观点，他认为每种能力都是不能够被预计或迁移的，一个儿童如果在绘画、音乐等方面有才华，绝不能预言他在其他美学或非美学的领域是否有才华，儿童在艺术上具有的巨大潜力是值得被独立作为一种对象进行研究的，并且强调艺术与其他发展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及特点，这些需要人们特别关注和探讨。

　　加登纳艺术符号学思想的建立是与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继承了弗洛伊德的部分观点，弗洛伊德提及了情感发展的连续性，并且注意到了艺术对人发展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将儿童视为未长大的成人，加登纳认为这在根本上造成了对儿童判断的错误，因为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变化以及符号运用所能重现一个人前符号行为的知识模式。苏珊·朗格从一个通晓艺术的哲学家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美学史上她的符号论艺术哲学思想与模仿论和表现论齐名，被称为第三座里程碑。她在《情感与形式》中提出：“人类拥有运用符号的能力，就必然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现的另一种符号，艺术应运而生。”苏珊·朗格将美学与艺术理论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成为加登纳在艺术教育中对于艺术问题的审美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苏珊·朗格认为交流符号是人特有的功能，人类生活中的词汇、图片、信息以及艺术作品都算作交流符号，艺术符号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艺术特殊的符号性所在。艺术符号与其他符号又有所不同，它的主要功能是将人的经验加以形式化，并将这种形式呈现出来供人们观照，是以“内在生活”的形式实现内心的表达和沟通。加登纳延续了苏珊·朗格的观点，从新符号论的角度去定义艺术，认为艺术是一种认知和交流的过程，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个人已经构建了符号，而另一个人则需要明白其符号的意义方能实现交流的结果。

　　纳尔逊·古德曼是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在他的艺术观里，艺术与科学一样具有认知功能，而这种认知功能的实现，则是通过符号的象征意义以及主体对艺术符号的解读诠释来完成的。从学术渊源上看，纳尔逊·古德曼作为加登纳的学业导师，引导加登纳通过艺术符号系统以及相关的符号工具，按照艺术符号的句法和意义系统要求，分析探究科学系统与艺术的符号系统的差别和同一。

　　加登纳对于皮亚杰理论的思考与批判，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对苏珊·朗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其师纳尔逊·古德曼理论的吸取和创新都为他走上艺术符号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符号运用的开端有赖于

　　三个系统的建立

　　艺术符号学是加登纳关于艺术哲学的核心理论，更是其在思考艺术教育思想方面的主要来源。《艺术与人的发展》（The Arts And Human Development）是加登纳的处女作，在著作中他将笔触伸向婴幼儿时期，通过人的成长探索了艺术活动的形成，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加登纳还将符号的概念引入到人的艺术活动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符号学体系。

　　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中定义了三个心理系统，分别是制作系统、知觉系统和感受系统。“制作系统包括了生物体所有那些公开的与潜在公开的行为，因此制作系统受制于观察者的核实”。一旦观察者忽视了生物体的某些制作系统所产生的行动或者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完全失去这部分行动或行为的记录。这也就表明了观察者的核实对于制作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知觉系统是行为或设计的产生者与结合者。同时也包含了这些行为向大脑作用所进行的内在化”。知觉系统主要强调的是生物体的感知能力。感受系统在不断与其他发展着的系统结合，使得其在处理符号作用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系统不断发展成熟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加登纳看来，“制作系统”“知觉系统”与“感受系统”不仅伴随生物体生命的全过程，分别产生“行动”或“行为”、“识别”或“区分”、“情感”等活动，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组合和交互作用，产生如“知觉加感受”“知觉加制作”“感受加制作”“制作加知觉”“制作加感受”等诸多模式。为了加深理解三个系统相互间的作用与形式，我们可以儿童为例，对三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所做出的反应和表现进行分析。最后发现儿童在早期对符号交互系统的运用与解决难题、模仿和传达是分不开的。例如幼儿牙牙学语时讲话的行为是模仿成人的行为；幼儿感受到饥饿便开始哭闹，这种感受系统和制作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以解决难题和传达为前提的。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解决难题、模仿和传达之间的关系，加登纳还将婴幼儿和艺术家进行类比，在他的观点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与婴幼儿时期的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就确定了在交互系统中艺术家艺术创作活动的形成。

　　解决难题、模仿和传达是儿童早期的符号交互系统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也是艺术家大部分艺术活动的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进一步促成了艺术符号学的形成。加登纳认为艺术家的大部分艺术活动可以看作是提出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艺术家运用各种形式、手段、技巧以及策略来达到最终效果。对于模仿，加登纳认为大部分艺术家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不论是画家达芬奇还是音乐家贝多芬，他们都需要一遍遍地模仿前人的技术与技巧才能够有所创新，从而成就自己。个体一般都要通过对其他实践者的观察和复制才能学会并掌握一种艺术形式或至少部分地掌握这种艺术形式。大部分高级动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模仿能力，它们都有复制另一个动物的行为的能力。对于传达而言，几乎所有人都具备传达各种信息和情绪变化的能力，因为无法传达则意味着信息流通的中断。总之，通过解决难题、模仿和传达才能使得艺术活动正常进行。

　　解决难题、模仿和传达作为交互系统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也间接反映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尽管动物也具备解决难题、模仿的特征，却无法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信息的准确传达。加登纳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通过符号建立“符号世界”，并且通过符号实现人与人的各种行为传达以及情绪表达。这在其著作《艺术与人的发展》中论述得较为清楚：“艺术家使用了与幼儿同样的发展系统，然而其使用的方法却完全不同：艺术家的行为、知觉和感受都是指向符号的；指向那种浸染着具有参照意义的因素；指向代表着其情感、经验、观念、知识、对象和欲望的因素以及指向能够体现重要特征和特质的因素，这就使得人类能够进入到交流的可能性之中。只有符号的运用者，才能离开他直接经验的世界，而到他的想象中去建立新的世界，或是通过‘释读’别人的符号而去发现这种世界。”而加登纳这里的世界就是“符号世界”。

　　在人的发展中（特指婴幼儿时期），通过符号运用所导致的交互系统的不断重组，可以使人们能够不断更新和运用符号。态式、向式和对象是符号运用的要素，态式和向式表明了一种情感的连续变化。人类具备独特运用符号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态式和向式感受性的出现，它们从幼儿最原始的感受中产生，继而在艺术过程中构成了最高级的符号运用的基础。

　　符号运用的作用因素

　　包括态式—向式和对象

　　加登纳从人的发展的角度，通过态式（Modes）和向式（Vectors）这两个概念向读者进一步阐释了符号运用的可能机制，明确儿童运用符号的能力，并将儿童的能力运用到艺术过程的参与之中。

　　在加登纳看来，符号活动的补充方面由态式与对象组成。“态式是用以向符号行为进行转换的过程，它是三个发展系统所借以作用于环境的行为，是向那种对各种符号与文化形式的缠结进行进化的手段。”（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兰金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加登纳提出了动物为什么没有运用符号的能力，并通过“对象”的角度解释了生物体为了使用符号或语言，就必须具有一种认为对象会继续存在的世界的观点，否则符号便不可能有任何参照物了。动物和人的不同在于人类具有一种认为对象会持续存在的世界的观点，而且人能吸收前人的经验而动物却没有延续的文化，必须从最初的起点重新开始。

　　加登纳结合儿童的生长和发展来分析，认为对于四个月的婴儿来说，眼里的东西消逝了，就说明这个物体不再存在；而一岁的婴儿能够眼随物移，对客体有了一定的感觉，并且建立了这样的意识：所有客体的消逝都是暂时的消逝，这些客体仍然存在于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幼儿再长大一些，便能知觉所有的对象，并把这些对象视为穿越时间和空间存在的客体，这就使对象具有了持久性。而对象一旦具备了持久性，便说明客体已经被符号化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幼儿们掌握了对象的持久性之后，就能获得符号运用的必要和足够条件，因此符号的基本功能就成了意指某个特殊的对象。

　　加登纳指出“艾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描述：各个区域所独特的功能行为或‘态式’，从特殊式样中汲取主要心理含义。尽管各个区域有着独特功能的态式，但是其他的态式也随之显现出来。艾里克森的贡献在于，他描述了最初与策动状态及身体式样相联系的那种心理学态式（它不应与感官态式相混淆）变成社会与文化形式——该幼儿体验其体外世界的方式——的过程”（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第129页）。

　　加登纳通过艾里克森对态式与区域器官的描述成功地把生理机能和心理过程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弥合起来。另外儿童在自己描述自己的感情之前，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行为与反应作出描述行为的。这使得加登纳发现如果将这个观点初步运用到艺术发展的领域，便能使得一个幼儿不仅不断地感受到自己体内与外部环境相联系，也能够区别他所见到的各种刺激物中相同的态式外形，而这相同的态式外形（包括符号对象）能够以某种“态式”方式向外界施以行为。态式的概念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每一种态式的实行都包含着许多特定的向式或是维度，这些维度（向式）包括力量、方向和速度，态式因为向式而得以实现。但并不是每一个态式都包含所有的向式，向式在每一个阶段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加登纳阐释了态式和向式的区域和某种特质，认为态式和向式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态式的实施可能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向式，而向式由于态式才得以实现其特质。态式与向式的运用在艺术中同样很重要，“我们的艺术观包含着与主观经验相联系的各种特质的交流。我们现在提出，艺术大多涉及到态式—向式特质的交流。由于这种特质支配着人的经验，所以我们便认为，人在控制了符号媒介之后，便应当具有制作、欣赏以及体验各种艺术形式的能力，而艺术家的任务便是在某种符号媒介中去把握态式—向式的特质”（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第149页）。

　　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体验一些态式与向式，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相同的态式与向式的结合。这也就是人们有可能以共同的方式去体验情境和艺术品的原因。但是艺术家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家可能会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去构造其态式，故而能够在欣赏者身上达到更为强烈的效果，甚至于会影响到欣赏者的态式和向式安排。例如“妈妈”这个词基本上不是一个特定的人的名称，而是一系列可能有的行为（呼唤、需求、依恋等等）与态式—向式特质（信任、满足、舒适等等）。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婴幼儿，只有掌握了态式和向式的特质，才能够更自如地调动交互系统，从而徜徉在符号的世界之中。

　　无论是态式—向式还是对象，都对构建“符号世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态式—向式是一种比对象更原始的划分世界的方法，并且在个体生活的全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作出微妙识别并不断深化的潜在力。所以，态式—向式也使得人们有了应变性更强和更复杂的方法。不可否认的是，人们总是将别人所制作的对象置于特殊的位置。在加登纳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对于个体来说，大部分重要的交流都是从另一个个体那里得来的，通过从另一个个体得来的交流与其他个体产生交流。第二，人们最了解的除了自己就是别人，甚至于比起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其他个体所制作的对象就尤为重要了。

　　符号运用就是符号化

　　和符号化行为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们提到了态式、向式和对象，随着人系统层次的上升，制作系统、知觉系统和感受系统就变得日益重要。加登纳总结了几点原因：一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联系造成的影响，二是联想皮质之间的联系所造成的影响，三是符号化的能力。“符号化，就需要具有对某个对象的理解，需要具有一种把已知对象与图画、标记或其他意指它的因素相联系起来的能力。完形知觉使人能够越过所呈现的多样性而认出符号。”（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第162页）

　　另外，加登纳引入了皮质的概念，他认为动物间的“皮质与皮质”的联系是有限的，有限性在于非人类物种的“皮质与皮质”之间的联系存在于他们身体的本能动力，例如饥渴和性。而人却不同，他们能够把学会的对某一对象的视觉展示的反应转换为对同一对象的触觉反应。这种现象使得加登纳推测出高等灵长目动物确实具备某种交叉式皮质联系，因而他们能够初步运用符号。最后加登纳强调了只有人类婴儿的丰富的皮质联系才能使符号功能的无限扩大成为可能。加登纳通过审查艺术活动的根源，认为需要在艺术活动的复杂性和各个方面融合发展之前先把握好这个过程的基本东西。艺术活动又与符号息息相关，而符号似乎又代表着人类独特的发现，所以对运用符号的个体进行阐述就很重要了。

　　符号与符号系统的运用，是儿童早期的主要发展事件，也是一个对艺术过程的演进来说十分关键的事件。加登纳发现幼儿在一岁半时所获得的发展进步呈现出了三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形式是幼儿开始慢慢建构一个持久对象的世界，符号运用是依赖于对象之持久性的，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世界是由持久对象所组成的。一种形式是对于隐含自己情感和经验的态式—向式特质具有了敏感性，在这一敏感性中，接触、亲近和交叉的各个方面都是从现象上被感受到的，都是从其他对象和人身上识别出来的。还有最后一种形式是能够敏捷地在三个发展系统中进行交互。“一旦某种对象感，一种态式—向式方向，以及某种系统化的能力得到了发展，那么符号运用便成为可能了。幼儿的世界也便在很短的阶段里成为符号世界了，一旦开始在符号这个层面上进行作用之后，幼儿世界便产生了一次革命，因为他已不再局限于那种在与物质对象和事件的联系上所进行的制作、知觉与感受了，他可以继续发明新的对象与事件，采纳各种各样与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关系，还会利用它们去向别人传达微妙的甚至想象的观点和情境。”（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第165页）

　　在成人和幼儿二者之间，符号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成长着的儿童，符号的意义是模糊的，随着慢慢长大，幼儿逐渐获取了创造符号与解释符号的能力以及三个发展系统在符号层面交互的能力，幼儿也开始逐渐明白符号真正的含义，于是符号有了特定的地位。

　　加登纳把符号当作一种因素或材料对待，符号不一定是身体对象。“符号并非从主体那儿引出了某种特定的反应（象巴浦洛夫所说的那种信号），它可表现自己的意义，也可表现世界的其他因素的意义——比如，表现一种物质对象或一种感受、概念或这类存在的某些形式因素的意义。个体除了向一种符号作出反应以外（或者作为一种替代），他可用各种方式去思考之，幻想之。”（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第164页） 例如“小伙子”这个词指的是年轻的男性，但它还包含着健壮、开放、阳光和新鲜这一类普遍的特质。

　　艺术活动与符号运用是密切相关的。艺术活动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向某个对象植入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继而向别的个体造成强烈的影响。而植入特殊含义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符号的运用。加登纳通过对动物和人类进行对比，指出虽然一些动物比如灵长目动物能够理解某些信物的价值，并且具备某种符号运用的能力，但是它们缺少对对象的“释读”能力。对此加登纳得出了人类艺术与符号有极大的相关性。比如音乐，尽管动物也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但是动物之间缺少运用符号的能力以及“释读”的能力。而人类在漫长的艺术长河中，留下了众多的璀璨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能够感受创作者创作音乐的情感、情绪和符号表达。

　　霍华德·加登纳将自己的一生与艺术和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认知心理学与艺术符号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符号学思想。通过对其艺术符号学思想的探究，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其艺术符号学思想中的交互系统、态式—向式等，也能从更深层次了解艺术的本质和艺术与符号世界的联系。另外，通过对其艺术符号学理论来源的梳理使人们不仅了解了艺术符号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还能掌握加登纳自身对于前人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应用，从而使人们对艺术符号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特色创新类项目）“艺术符号学教学与研究”（2015GXJK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