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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研究在传承与借鉴中走向繁荣
2019年09月27日 08: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国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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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方法并重

  要在本文中具体描述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以历史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始终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主流。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也极大影响着中国传统历史学的现代学科转换。传统中国史学主要停留在记述和鉴戒两大功能。现代历史科学,则试图借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考据和义理层面的挖掘。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里谈到:“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中,也难免出现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所谓“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的分歧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理论与研究结合中的不同偏差。但是,几十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极大提升了历史研究者的理论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五朵金花”的讨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繁,留学海外学者的归国,大量海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学术热点和主题,切换很快。文化史、年鉴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环境史、社会医疗史、全球史、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特别长久、王朝更替的周期性危机原因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新理论、新思维引入历史研究的结果。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角度,大量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空间。同时,也让唯物史观的研究在中层理论层面得到了落实和展开。

  其三,在理论和选题创新的同时,不追求时髦选题,力求利用新史料(战国秦汉简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等)在传统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上作出新成就,推出厚重成果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提升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步得益于理论思维拓展的同时,也得益于新史料、新文献的整理与出版。

  其四,由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理的电子化,特别是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所谓的“e-考据”展现的是史料搜集路径的拓展,但也极大地增加了考据和辨别史料的难度。查找资料的速度无疑是快了,有些死板的考据学问,含金量减少了。但是,搜集、鉴别资料的过程,也变得复杂化了。运用史料构建历史叙事空间能力要求也提高了。历史资料数据库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潜在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愈益显现出来。

  七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令学术界和读书界都感到满意的断代史或通史,始终不能出来。这是不能不说的一种遗憾。这种遗憾背后隐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成果的丰度问题,也有写作方法的推陈出新问题,还有中国古代史领域学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陈寅恪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一点也适合于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在重视传承中国史学菁华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域外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传承与借鉴并存,在学习和消化中创新。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毫无疑问,亦将秉承这种宗旨。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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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国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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