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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叙事与图文互证
2019年07月08日 10: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丽华 字号

内容摘要:女性叙事与图文互证?筵肖丽华中国传统文论强调诗画一体,文学叙事常常呈现出图文互证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叙事传统中,图像表达、图文互证现象尤为突出。但整体而言,对中国女性叙事传统的图文互证特征,及其在当下跨媒介叙事语境中的新发展,均缺乏深入研究。然而,女性叙事由于过多借用图像符码,以致在中国女性的书写传统中,语言文字的书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图像对文字表意的侵占与僭越则越来越严重。中国女性叙事传统的图文互证具有诸多表现,最常见的是“诗画一体”观念深入女性叙事传统,女性作者的题画诗成为此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但由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来自西方,在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时,学者往往对舶来的西方理论不加分辨,而对中国女性叙事中的图文互证传统关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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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诗画一体,文学叙事常常呈现出图文互证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叙事传统中,图像表达、图文互证现象尤为突出。目前,学界对图像叙事理论在术语梳理、理论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也有学者尝试在这一理论视域中进行文学批评。但整体而言,对中国女性叙事传统的图文互证特征,及其在当下跨媒介叙事语境中的新发展,均缺乏深入研究。

  以画法作诗 追求视觉审美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诗画关系,可以被看作图像叙事理论的古典形态。当今时代,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表意领地。面对“图像对文学的反刍或驱逐”,现代人亟须从理论上作出回应。

  中国古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理论由来已久,该理论在女性叙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女性叙事由于过多借用图像符码,以致在中国女性的书写传统中,语言文字的书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图像对文字表意的侵占与僭越则越来越严重。不过,通过对中国古代女性叙事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图像表述并非文字的危机。图像与文字,作为人类最基本最原初的两种符码系统,本就不该互相钳制、互相排斥,二者的最佳关系是图文互证、互文。在文字表意之外,图像叙事一直潜流暗涌,而正是这一潜流,构成了中国女性叙事的重要特质。

  中国女性叙事传统的图文互证具有诸多表现,最常见的是“诗画一体”观念深入女性叙事传统,女性作者的题画诗成为此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例如,清代常州“恽派”的才女左锡璇善画兰,并以兰自拟,题诗于画作,其《长昼无以消遣,画兰一枝,厚安作诗见示,即步原韵奉答》便为画兰之作的题画诗。“细叶参差半露根,碧窗蘸墨写秋痕。幽姿零落空山冷,肠断何堪觅返魂。性自孤高品自芳,楚山湘水共微茫……好借湘弦弹一曲,名花长共素心看。”深闺生活虽然孤寂,但作者以兰花自拟,巧妙表明自己高洁自持的心迹。

  此外,能够充分体现“诗画一体”观念的女性叙事作品还有女性咏物诗。由于女性诗人长于抒写含蓄温婉之情,寄情于具体的物象便成为便捷之法。例如薛涛的《池上双鸟》,欲表达诗人孤独寂寞之情,不能明言,便对自然界两两成对之物进行歌咏:“双栖绿池上,朝去暮飞还。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鸳鸯相伴嬉戏,意象鲜明,将女子渴慕平凡爱情的心绪传达出来。袁枚的女弟子严蕊珠的部分咏物诗也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如《桃花坞》写“绿水抱桃林,春风吹烂漫”,《春日杂咏》写“粘天芳草翠平铺,三月江南似画图。小立溪边春绂禊,水中人影万花扶”,以画法作诗,句句可画,将空间意象在语言能指的横向连接中依次延展,使诗歌具有绘画的视觉审美效果。

  融图文一体 表现灵慧巧思

  中国女性叙事的图文互证,常常通过特殊的艺术形式予以表现,如“盘中诗”“回文诗”等。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苏伯玉妻子所作的《盘中诗》,诗人将对丈夫的满腔愁绪书写成一种特殊的回文诗,诗句屈曲成文,词意回环。《玉台新咏》中对此诗体有记载,旧说写于盘中,故称“盘中体”。

  前秦女子苏蕙的回文诗《璇玑图》更是旷古奇巧之作。苏蕙因丈夫携爱妾去外地赴任,伤心异常,在织机上织出八百余字的回文诗。该诗将文字、图像融为一体,既重视语言的排列,也重视色彩的运用,同时还强调文字本身的寓意。“织锦字为回文,五彩相宣,莹心眩目。”《璇玑图》为一块八寸见方的手帕,原图以红、黄、蓝、黑、紫五色丝线织绣,841字,分29行排列而成。外围与内部井字图案为红字,四角纵横皆六字黑色。上下两方纵六横十六和左右两方纵十三横六,各为蓝色。井字中心,上下两方纵四横五和左右两方纵五横四,以及井内中心四角纵横各三为黄色。纵横、回璇、反复、逆顺皆成章句,可分别组成三、四、五、六、七言诗。每首诗语句节奏明快,对仗工整,韵律和谐,是回文诗的最高典范。

  《盘中诗》《璇玑图》都出自女性之手,技巧性强,心思缜密,图文互证,增强诗意。此后武则天、朱淑真等都极力推崇倡导女性创作这类图案诗,因此很多女诗人继承苏蕙等人开创的传统,创作出大量图文诗。如唐初有《鞶鉴图·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王勃就曾认为该诗“藻丽反复,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谐高雅”,是图案诗的上乘之作。

  以材具表意 探索富有创意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女红是女性将其理念物像化的载体,与女性生活休戚相关,在其主要内容被推广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约定了女性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与情感表达。因此,以针线代替笔墨,以材具表达意图,这是中国女性叙事传统的另一种独特方式。在这里,女红与文字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互文关系。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有女性不借助文字而通过刺绣、编织等方式来向爱人传情达意的传统,并由此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宋代无名氏的《九张机》用一整套女红话语来表达幽微曲折的情思,堪称千古绝唱。女红制品与女性情感充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备复杂的象征系统。“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女红与文字两套符号自由切换。《红楼梦》《金瓶梅》的女性借“女红+文字”,以一整套图文作品传情达意。可以说,图文交相呼应的作品,才是古代女性的一种完整书写形式。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女红作为女性一种独特的私语形式,与纯粹的文字书写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简而论之,文字符号具有平面性、单面性、直线性的特点,而女红回环往复、正反交织、无限叠加,摆脱了文字符号的单线性逻辑,往往呈现出立体、多元、空间性等特点。

  中国古代妇女长期在闺房中进行女红工艺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看,女性的编织行为的确可以算作一种“诗学”,从事编织的女性可以被看作“一个隐喻意义上的诗人”。“女红+文字”的图文书写一方面以隐喻方式与传统书写紧密联结,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拓展了书写媒介。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女性进行跨媒介创作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在当今的跨媒介表述语境中,有不少女作家继承先辈的传统,尝试进行特殊结构的女性叙事。其中,香港小说家西西是这类女作家的代表。西西以长期被贬损的编织来解释自己的写作,其小说《飞毡》在结构上就采纳了编织中针眼与针眼连接的“并缝”法,整个小说在结构上就是一幅女红作品。西西擅长手工缝制布偶,每当进行手工制作,往往会迸发精彩的文学之思,于是她积极思考手工符码与文学符码如何转换等问题。《缝熊志》和《猿猴志》两部作品就是对上述跨媒介书写作出的大胆尝试,由此也形成手工与文字共同组合的新型文本 ——“缝制体”。西西的探索极具创意,在体现女性手工对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延续了中国传统女性叙事中图文互证的特殊书写传统。

  综上,中国女性叙事传统中图文互证的特点由来已久,反映出中国传统女性书写独特的审美经验。但由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来自西方,在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时,学者往往对舶来的西方理论不加分辨,而对中国女性叙事中的图文互证传统关注不足。对图文互证传统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创作态势,尤其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与失误:中国女性主义批判”(16YJC751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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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肖丽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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