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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清初僧诗之繁盛
2019年06月11日 07: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晨 字号
关键词:中国僧诗;文学思辨;遗民诗僧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僧诗;文学思辨;遗民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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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僧诗发展史上,清初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清初僧诗代表着有清一代僧诗发展的最高水准,其繁盛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变局下展开的,又一次印证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文学思辨。遗民诗僧是清初僧诗的创作主力。所谓遗民诗僧,除一部分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前明王朝的原佛门中人外,有相当多的人为遗民转为僧侣者,起初为寻常士大夫,而在王朝倾覆时落发出家,即所谓“逃禅”。其中不乏坚定抗清且一度投身军旅的志士,如遗民诗僧中文学成就突出的今释(原名金堡)、今种(原名屈大均),生平履历均有传奇性。后者为恢复明朝,联络反清人员,一生行走八方、屡涉险境,身份在僧俗间反复切换。遗憾的是,因作品中的违碍文字,今释、今种诗文在流传过程中均陷入“文字狱”案而被大面积禁毁。

  清初僧诗之繁盛,首先表现在文献数量上。以有清一代衡量,江庆柏曾在《清代僧诗别集的典藏及检索》一文中统计得出:“从现存僧人诗集作者所处时代来看,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以康熙朝为最多。如以乾隆三十年(1765)为界,那么在此之前出生的作家有140余人,占了全部清代僧人诗集作者的三分之二。”相较于清中后期僧人诗集可说在数量上优势明显。清代僧人诗集中亦有鸿篇巨制,基本出自清初诗僧手笔,如函昰、今释、南潜、晓青、大汕、光鹫等,诗集规模都在十万字以上。清初诗僧的分布也较广泛,以江浙、岭南、滇黔等地为重心,更具体说,苏州灵岩、番禺雷峰、云南鸡足等名山是遗民皈依的核心区域,如长期住灵岩山寺的弘储,住雷峰海云寺的函昰,不但各自能诗,并且僧望出众,分别在禅门临济宗和曹洞宗的源流体系中处在重要的位置上,故而可视为清初诗僧师承与交游的枢纽式人物。

  对于遗民诗僧而言,亡国引起的巨大震撼实非佛法所能轻易化消,他们对故园的怀念,以及相伴随的沉痛、无奈、悲愤、压抑情绪,一任流淌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带来强有力的情感表达。例如,清初僧诗中一首广为流传的名篇《金陵怀古》(四首其四):“石头城下水淙淙,水绕江关合抱龙。六代萧条黄叶寺,五更风雨白门钟。凤凰已去台边树,燕子仍飞矶上峰。抔土当年谁敢盗?一朝伐尽孝陵松。”苍深清老,而词特凄切,传达出深厚的兴亡之感,其作者是被王士禛推为“近代释子诗”第一的读彻。再如,今释《贻吴梅村》、弘仁《偈外诗》、同揆《鼎湖篇赠尹紫芝内翰》、光鹫《仙城寒食歌》等佳作从不同角度切入明亡清兴的历史主题,感慨皆深。整体来说,乾坤倒转,满目凌夷的无序乱局下,“僧”与“诗”的组合铺展为一幅长歌当哭的历史画卷,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言:“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可谓道尽了易代之际僧诗书写本身的悲剧色彩,所以此际大量僧诗甚至已然不似出自诗僧笔下,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简评光鹫《登大科峰顶》一诗说:“出世人何必作此语耶?”光鹫诗云:“爱山登陟不辞劳,直上嵚岑振敝袍。老去始知行脚稳,年来惟恐置身高。青天有路随孤鹤,沧海无根仗六鳌。闲倚西峰发清啸,下方谁识是吾曹。”“沧海”一句似乎隐指台湾郑氏政权。在《清诗纪事初编》中,邓之诚认为光鹫诗歌“快吐胸臆,不作禅语。无雕琢摹仿之习,仍是经生面目”。

  逃禅乃出于现实考虑,并非等于从内心皈依了佛门。身在佛门心在儒的情况普遍存在,兼之清初帝王对禅宗的扶持,直接造成清初佛教的发展走向世俗化,方内世界亦有方外景象,其间斗争波澜起伏,公案迭出,如黄宗羲诗云:“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陈垣在其名著《清初僧诤记》一书中着力考证了颇得清廷器重的道忞对弘储的攻击,将之视为清初僧诤的门户势力之争,即僧侣中“遗民”一派与“贰臣”一派的对立。严迪昌在《清诗史》中以清初诗坛的一则掌故诠释:道忞在未应召前曾编订同人诗文集《新蒲绿集》,取意于杜甫《哀江头》之“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句,他成为佛门新贵以后就被人们以“新蒲绿”讽刺。另一方面,弘储《闲居拟古三首寄毗陵邹子》所咏“黄金无角,穿我层岳;腥雨无牙,啮我岩华。君子憔悴,屦以易蒉。坎坎鼓缶,大吕将坠”,似又在感叹险峻的时势氛围。再如,函可因私携逆书案件被清廷流放沈阳,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文字狱”性质的案件,实则函可因“谋叛”而接触洪承畴。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函可在丙戌年(1646)颇显机密地往返于金陵、岭南之间,为南方反清运动奔走游说。相关结论固然需要深度的史料解读和精准的历史眼光,而函可《千山诗集》的一些诗作也透露了其行迹的线索。因此,清初僧诗不但具有抒发情感的功能,在呼应显性及隐性史实乃至在思想史的层面上也有其笺证价值。此外,僧诗中的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另可丰富诗僧的历史形象。大汕与屈大均、潘耒等遗民的交恶同样耐人寻味,直接关系到对大汕历史形象的解读。大汕“在欲行禅”,言行多有悖离佛门,而据史料记载其人品确有为人訾议之处,但其诗却是另一番境界,换言之,其诗品与人品难以对应,如《河决行》《地震行》诸作,关怀现实,有杜诗风范。

  当然,表现僧诗特色,带有“烟霞气”的禅境书写一般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清初亦然。总的说来,禅境书写作为僧诗中普遍的存在历经长久积淀,在清初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但别具神韵的作品仍俯拾即是,如大成《山居》一诗:“一株两株老松青,松下结个小茅亭。三日五日来一次,肩荷楖栗手持经。读经读到山月出,听松听罢天落星。适然抛卷松间卧,梦与松根乞茯苓”,呈现出一派富含生趣的方外生活图景。相对而言,清初诗僧在诗学理论方面特具建树,弘智(原名方以智)尤是其中代表,他在诗之本体、体式、声律、法度、情感、审美等方面皆有精到的议论,其中又含有深刻的哲学思辨,在明末清初文学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其他如大汕、今释等也都在诗学领域留下独到之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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