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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终特刊:争鸣
2019年01月22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振文 姚金海 王宁 字号
关键词: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争鸣

内容摘要:徐汉明、张新平认为,梳理回顾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有益经验,反思现存立法、执法和司法困境,可以构建出规范完备、实施高效、监督严密、保障有力的中国特色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制度体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网、办网、用网、护网,实现网络社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发展,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李强讨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社会变迁而发生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情况,对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发展与创新做了全面分析,并总结了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建设、民生、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及创新》.

关键词: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争鸣

作者简介:

  见证学术发展,共鸣时代华章。“争鸣”与各位读者一起,在新知新论的海洋中畅游,感受思维交锋的有力碰撞,享受精彩绝伦的人文盛宴。2019年1月8日,本版与读者分享了过去一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关注的争鸣热点。本期则概要介绍2018年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热议的部分话题。回首过往,是为了更坚定地迈出脚步,奔向下一段未知旅程。在新的一年里,“争鸣”将继续秉持既往的宗旨,与您同行,为学术界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欢迎学界同仁踊跃投稿!

 

  法学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平衡发展需要法治体系的保障与推进,而法治体系现代化建设又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引领。纵观2018年法治理论研究,学界探索与争鸣呈现开放多元态势,主要涉及网络社会的法治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机制、庭审实质化改革等方面。

  网络社会的法治治理

  网络社会的发展崛起,彰显了人类更高层次的自由,也就更离不开法治治理的保障。因此,法治模式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网络社会的本质,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聚合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和结构形态。徐汉明、张新平认为,梳理回顾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有益经验,反思现存立法、执法和司法困境,可以构建出规范完备、实施高效、监督严密、保障有力的中国特色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制度体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网、办网、用网、护网,实现网络社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发展,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林青指出,对网络社会的考察及其治理性研究,首先要立足于现代社会的一般原则,澄清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其次要深刻认识网络社会的独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原则(《网络社会的特征及其规范性治理》,《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网络社会有着独特的时空观、权力观与人际观,其技术治理方式区别于以国家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方式。郑智航认为,中国当下坚持的集权主义、行为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网络治理逻辑,正在受到技术的严峻挑战。正确处理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二元共治结构,是提升中国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前提(《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徐汉明指出,我国未来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在于准确判断网络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分析和厘清其所依赖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快构建网络治理法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网络治理结构;完善网络治理法治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体系(《我国网络法治的经验与启示》,《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机制

  信息革命引发的如何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法律规范与保护被提上日程。建立循序渐进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机制,旨在防范相关安全风险,促进个人信息在具体公私场域中的合理流通。

  个人信息兼具私法公法的双重属性,不仅具有个体性,被视为民事权利的客体,而且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高富平认为,我国应当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出发,以社会控制论指导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立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具体到个人信息侵权救济方面,叶名怡认为应重视更正、停止处理、删除、数字加密等预防性责任方式的运用(《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彭熙海、陈希提出,《民法总则》具体条文对个人信息权的客体并未有明确规定,《民法总则》第111条也未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使得该条在司法实践层面效果尚待观察。据此结合大数据的时代背景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进行分析,阐述个人信息作为一项单独权利确立的可行性,以及未来我国个人信息权立法的模式选择(《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兼评《民法总则》第111条》,《北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当然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存在法律要求与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脱节、刑法制裁与其他法律手段脱节、责任规范与行为规范脱节等问题。王秀哲认为,我国由于过多关注前信息时代的理论借鉴,并不发达的法律保护实践困境重重,表现为立法保护滞后、刑法保护被动和民事司法救济无力。对此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面临数据人格塑造和现代权力控制的新挑战,必须从多元、动态的角度做好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整体制度建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之重构》,《法学论坛》2018年第6期) 。

  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角度切入,周汉华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以培育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为目标,以构筑有效的外部执法威慑为保障,促使信息控制者积极履行法律责任,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制裁(《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裴炜认为,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犯罪治理思路和模式的相应转变,需要寻求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项刑事司法基本价值之间的新平衡点,并对具体的程序规则进行修正(《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冲突及其调和》,《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庭审实质化改革

  为确保刑事司法公开公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庭审实质化改革则是推进这一改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我国进一步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两个关键问题引起法学理论界热议。

  第一,刑事审判制度转型问题。陈实认为,推进庭审实质化并非是刑事庭审制度局部的技术性改良,而是刑事审判方式转型的系统性工程:首先应当从确定案件类型、审理层级、审理内容三个维度对庭审实质化予以推进;其次,要重塑以抗辩制为内核的庭审事实发现机制,构建庭审内外部的裁判心证约束机制,规范合议决策和法院案管决策的案件裁断审决机制(《刑事庭审实质化的维度与机制探讨》,《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具体到案件类型、案件审级,李文军认为庭审实质化改革主要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一审程序相较二审上诉程序更具优势,合理的诉讼程序运行机制在审级上应以一审为中心,二审上诉案件原则上不属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案件对象(《庭审实质化改革案件适用范围研究——基于案件类型和审级制度的分析》,《交大法学》2018年第4期)。而就庭审事实发现机制来讲,左卫民则认为,未来庭审实质化改革推行应以争议案件为适用对象,推动关键证人充分出庭且法庭证据尤其口头证据效力优先,解决控辩审三方“法律语言”与出庭人员“生活语言”之间的矛盾,确定以对抗性为主调的可操作方案与具体机制(《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第二,裁判规程确立问题。安琪认为,基于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要求,应对庭前会议的程序功能进行再定位,避免案件实体争议在庭前会议阶段讨论,确立程序性事项的法律效力,规范证据展示规则,以达到辅助庭审、突出庭审核心地位的制度效果(《刑事庭前会议的再定位——基于A市“庭审实质化”试点的实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孙明泽认为,我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有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为此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通过保障对质询问权实现庭审实质化——欧美对质询问权判例的考察及启示》,《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庭审实质化语境下法官认知风格的测验及其改善研究”(18CFX004)阶段性成果)

  (韩振文,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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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振文 姚金海 王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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