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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考据新生态
2018年12月17日 06: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子轼 字号
关键词:数据库;学者;学术;考据;检索;文本;善本;传统文史研究;素养;校勘

内容摘要:随着各种数据库的大量出现,传统文史研究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与“e考据”和“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日趋增多。扬弃既有研究成果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文史研究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资料上。在学术史研究中,清人往往因所见善本不丰而大量运用“理校”法展开研究,其中有的结论或与善本相合或遭善本否定。引发学术伦理讨论在电子检索受到学界瞩目的同时,一些批评尤其是对于学术伦理的讨论也随之热门起来。这里并非是说新时代的学者可以不掌握知识而解决问题,而是说,信息素养可以出于研究的需要,迅速进入新的领域并建构具有针对性的知识体系,这种大幅度的跨界是传统学者较难做到的。当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研究还没有作出第一流的成果,多数成果仍然是在研究具体问题,而尚未建立新的范式。

关键词:数据库;学者;学术;考据;检索;文本;善本;传统文史研究;素养;校勘

作者简介:

  “大数据”如今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各种数据库的大量出现,传统文史研究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与“e考据”和“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日趋增多,因此,进一步探索如何更切实地将理论、方法与研究实践有机结合,就变得十分重要。

  扬弃既有研究成果

  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文史研究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资料上。近些年新推出的电子资源在内容上甚至有超越传统出版物之势,检索的快捷性和精确度,可以令学者省却翻检群书、游历访书之劳。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探讨某些疑难问题可能只需简单检索,许多“悬案”的解决难度也相应大幅度降低。前人因资料局限而不得不大量运用的“理校”“推论”“悟证”诸方法,在大数据时代无疑要重新进行扬弃。

  在学术史研究中,清人往往因所见善本不丰而大量运用“理校”法展开研究,其中有的结论或与善本相合或遭善本否定。今人既然已经能够在研究中大量占有善本供校勘,那么这种研究方法虽仍有学习的必要,但其实用性也难免会打些折扣。大量新材料理应引发大量新结论,一些“常识”或“定论”必然也会随之遭到质疑甚至颠覆,这对于现有的研究自然会有相当明显的刺激作用。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学人的成就时有争论,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学者以一人之力所做的资料性工作,精度和效率都很容易被数据库所超越。不少在民国时期“古史辨”中几乎成为公认的定论,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而被推翻(典型的例子如对《孙子兵法》的辨伪),足见新材料在某些研究领域确实处于相当核心的地位。

  通过数据库重新打捞那些以往不被关注的文献,这实际上仍是发现新材料,其性质与考古相似,亦可称之为当下的“预流之学”(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超过120亿字的可检索的古典文本,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中,还蕴藏无限问题可供发掘。而这些数据资源能否被学者使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单位购买的数据库数量。在高校间已有明显“数位落差”的现实条件下,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准有可能受到所处文献环境的制约,而不同文献环境导致的信息素养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一差距。

  数据库大量涌现,学术评判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出于“功利”眼光计算,当代学者费尽周折的考据工作,很可能被下一代学者轻易解决。其原因并非人的智力、才能有别,而是文献环境不断变化提供的巨大方便使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面对不同的环境,学术范式也应随之转移。所以,当下正是海量文献可供使用、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也是考据研究缺乏亮点而趋于同质化的时代。换言之,即使是在数据仍未被充分电子化的当下,考据研究的合法性也正在受到冲击。一般性的文献挖掘仍然重要,但能够解决核心学术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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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子轼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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