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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什么?
2018年12月06日 08: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杰泓 字号

内容摘要:“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针对文学概念的历史建构,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就每一时代的文学观念下,分析整理所有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作者解释,将“文学”概念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目的不是要对“文学”进行准确定义,或者为“文学”的疆界划定精确范围,而是希望通过追寻汉语“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概念生成、演化的当代形态,由此展开一段生动的思想史、文化史之旅。全书从“文学”的古义、新名,到“小说”“戏剧”,再到话语确立、分科立学,直至“中国文学”的概念生成、“文学”边界的重新厘定等,均采取了分章立题、各有侧重、以史带论、考论结合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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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术语是特定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石。概念不仅是词汇,更是活态思想表述的窗口,其意涵的发生流变、伸缩变换,“提示”着一个学科思想观念、学术体系的变迁。在文学学科中,“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词或核心概念。

  文学是什么?文学的特性和门类有哪些?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何在?很多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大家早已将词典、教科书中的定义视为一种常识:文学,即“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殊不知,这一标准化定义只是文学诸多义项(文章博学、文献经典、学问、技艺、语言艺术等)之一,即“去简化”后的文学现代义,其隐去了文学语义演化过程中多元芜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常识总会被人不假思索地滥用,但对一个理当严格、规范的学科来说,文学需要首先澄明作为该学科“知识基石”的文学概念的前世今生,否则势必造成各家自说自话、概念误植、名实错位以及术语使用中的不规范。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情境下,十年来,余来明教授始终以文学概念为中心深入研讨,发表了《在历史中理解“文学”概念》等文,继而又出版了被方家誉为“上穷碧落下黄泉”“考证缜密,议论翔实,体例恢弘”的力作——《“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或出于“无意之有意”,作者将文学加上了引号,这既是对焦点概念、问题术语的明确,也可看成是一种“悬置”“加括弧”式重审与反思立场的彰显。

  “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

  针对文学概念的历史建构,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就每一时代的文学观念下,分析整理所有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二是就现代文学观念下,去寻绎擘画前代的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第一种方法可称为“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法,第二种可称为“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 的主观法。“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余著倾向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法,并且在兼采传统考据学、现代概念史以及古今中外比较等方法论精髓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可名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新法。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它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含义。就“文学”而言,从最早“文章博学”“孔门四科”之一的杂文学概念,演化到现代以文字表达情感的“语言艺术”的纯文学概念,中间经历了古今词义伸缩变换、中外文化互动对接的复杂历史过程。古今中外文学概念有差异性与易变性,如不对其内涵、外延作明确界定和辨析,势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给文学史、文学理论的书写带来误导。作者解释,将“文学”概念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目的不是要对“文学”进行准确定义,或者为“文学”的疆界划定精确范围,而是希望通过追寻汉语“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概念生成、演化的当代形态,由此展开一段生动的思想史、文化史之旅。

  “文学”语义的“知识迁移”

  与“跨语境旅行”

  陈寅恪先生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名),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受益于古典文学和历史文化学的丰厚学养,作者始终贯彻材料第一的学问立场,“文学”语义在古今中西不同语境中的“知识迁移”与“跨语境旅行”,或者说作为活态、在场的“文学”的历史现场,亦借此向当代敞开。

  全书从“文学”的古义、新名,到“小说”“戏剧”,再到话语确立、分科立学,直至“中国文学”的概念生成、“文学”边界的重新厘定等,均采取了分章立题、各有侧重、以史带论、考论结合的研究策略。无论是引经据典抑或中西日史料互参,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凡所言必有所出,总体上形成“个性”(观点)隐于“他者”(材料)的低调风格。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者食古、食洋而不化,没有自己的判断。例如讲到文学概念“多面的历史”时,作者先是罗列章克标、颜惠庆、舒新城、戴叔清、曾毅、汪祖华、郁达夫等学人以及笹川种郎、太田善男、长泽规矩也等日本学者对“文学”的定义,然后引出个人之见——“近代分科体系中的‘文学’,是在汲纳西方(经由日本)近代Literature/‘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概念的古今转换,由传统的广义学术、学问演变为指语言艺术的独立分科”。继而又说:“清民之际概念的转换虽多以西学汉字术语(许多为日译汉字词)成为常用概念而告终,但其间转换的历程却远比‘替换’更为复杂,在西方知识‘本土化’的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包括中国)的参与,西方话语的‘霸权’虽然无可回避,但彼时的中国学人并未真正‘失语’。”

  一种“历史阐释”的叙事

  探讨“文学”概念史的最大难点,表面看是材料及语言上的障碍,因为相关史料少见且多散布于年代较远的各种著作、译著等文献中,同时还涉及汉、日、英、德、俄等不同语言的对照互参。实际困难更在于,古今中外的学术各有其历史文化土壤和思维观念的巨大差异,因此,“还原”历史现场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史料、文献等“静态死物”,“重建前人的所作所为,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否则,概念史研究只可能是文献、语料的叠加,读者看到的也只是事件、问题之间简单化甚或想当然的关联。基于上述考虑,作者运用了“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写作法,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在重点、节点性事件和问题上说清、说透。例如,该书名为《“文学”概念史》,但作者并不贪大求全,而是酌情将重心集中于中国文学概念的近现代转型。这样做不仅可承上而探中西“文学”古义之源,也可启下以寻“文学”自西徂东,包括接受日本(中介)影响的历史路径和对接机制;不但能综观中、西、日多元因素在“小说”“戏剧”“文学史”等概念生成上的复合作用,而且能微观中国传统因素影响近邻日本的“回流”。

  再如,在节点选择上,选择的都是一些“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引发“争议与问题”的“关键词”。作者胪列比较了林传甲、黄人、笹川种郎、太田善男等人关于文学体裁的取舍,最后得出的结论或“迷思”是:由于国人在“文”的观念上的古今差异和近代“文学”概念的中外交汇,各家对文学属性、范域的理解与历史的实际状貌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其或杂或纯,或守陈或现代,无非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文学”观起着决定作用,文学史也因此呈现出含混、矛盾的多面性。又如,在论“文学革命”时,该书延续了呈现与强调问题复杂性的风格,指出整体看清末民初的“革故鼎新”论虽颇为普遍,但若单独看“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话语,时人对“文学”其实并未形成整体、稳定的观念。概言之,文学概念固然是在国人迎受西学的语用实践中形成的,但中西日文化互动绝非一个单向流动、简单移植的线性过程,其间的复杂性与断裂点尤当引人注意。

  概念史研究不仅考验学者搜集、解读材料的能力,更在于拷问阐释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该书对“文学”概念的聚焦,尤其是对中国“文学”观近现代转型之复杂性、断裂点的考察,与其说是一种还原“历史事实”的努力,毋宁说是一种“历史阐释”的叙事。事实和阐释之间本无截然分界,高明的学者往往善于在重构中保持二者张力,从而让历史现场得以“再生”。我们不敢说该书作者在这点上已经做到最好,但能感受到一份真诚与努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王杰泓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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