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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清晰呈现古代都城发展脉络
2018年11月16日 06: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广禄 字号
关键词:都城考古;遗址;考古发掘

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代都城发展脉络更加清晰。11月 12—13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近120位考古学者与会,共同分享都城考古最新成果。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正是围绕历代都城的历史、营造次第、空间结构与功能等方面而开展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国都城发展史研究、古代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等领域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继续做好都城考古工作必须坚持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不断总结和创新古代都城考古方法,从细微之处着手,从宏大之处着眼,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要让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智慧成为当今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都城考古;遗址;考古发掘

作者简介:

  近年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代都城发展脉络更加清晰。11月12—13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近120位考古学者与会,共同分享都城考古最新成果。

  都城考古成果丰富

  从20世纪2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开始,在考古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下,许多在古代文献上记载不详乃至失载的古代都城重现世间。

  良渚古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良渚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是一座水城。研究表明,良渚古城的水利设施、宫殿和王陵建造于约5000年前,城墙建造于约4800年前,外郭建设则相对较晚。整座古城的规划设计视野宏大,建造技术也较为成熟。在结构上,古城以宫殿和王陵为中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

  谭家岭古城位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区域,古城内外有多重人工堆筑的城垣类遗迹,还有人工开挖的城壕,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发展过程。古城周围还环绕着三房湾大型制陶场所、印信台祭祀场所等遗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辉表示,石家河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由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罗家柏岭、邓家湾等四十多处遗址组成。在他看来,石家河遗址可被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在当时发挥着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作用。

  石峁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谈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保存基本完好。石峁是当时河套地区的中心。这里出土了世界上已知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体鸣乐器——口簧,以及大量建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文物。

  谈到汉魏洛阳城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发掘情况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提出,汉魏洛阳城宫城与太极殿的发掘成果,帮助人们确认,北魏太极殿是在曹魏时期始建的太极殿基础及格局上恢复重建而成,同时也证实了曹魏洛阳城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太极殿居中的宫城制度,开启了中国古代“居中”文化传统,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都城建筑格局。

  不断总结和创新考古方法

  与会学者表示,都城考古现已成为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正是围绕历代都城的历史、营造次第、空间结构与功能等方面而开展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国都城发展史研究、古代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等领域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紧密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表示,当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日臻成熟,研究对象与研究工作逐渐为社会各方面所重视,古代城市考古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继续做好都城考古工作必须坚持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不断总结和创新古代都城考古方法,从细微之处着手,从宏大之处着眼,不仅为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要让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智慧成为当今城市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都城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历程的最佳例证。通过研究历代都城的总体布局、规划思想、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名称等方面的情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华文明的发展足迹。他提出,都城考古的任务除了掌握都城空间布局、功能区域结构及规划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还要特别关注都城范围内的出土遗物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针对西周“丰镐两京”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提出,丰镐考古经历了由文献指导的“证经补史”到以古代文化遗存为本位的考古学研究,从重视分期断代和具体遗存到以聚落布局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等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研究方法、视角的变化,也促进了学界对诸多史学问题的探索。

  记者 王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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